闲言先生坚持新权威主义，认为这是比较现实的选择，而政治自由主义则基本属于空想。我认为恰恰相反，政治自由主义倒是一个比较现实的选择，而新权威主义则基本属于空想。试问新权威所从何来？是主要依托存量即既有的权威主义的班底，还是抛开既有班底另起炉灶？如果是前者，那么问题就来了：既有班底靠不靠得住。
有网友断言，我跟闲言先生的根本分歧在于，他认为现存体系还有弹性，我则认为没有弹性。这个观察与事实大致不差。早在《忠告仇和：谨记强权的原罪》一文中，我已经说过，吕日周、仇和之扮演官场独行侠，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无奈：“因为，无论过去的吕日周还是今天的仇和，他们在官场都面临这样一个共同的困境：‘什么都不管用，什么都靠不住’。只好剑走偏锋，靠一个空降的精英，手持尚方宝剑，冲决几乎一切官场秩序，用铁腕杀出一条血路，靠个人英雄主义缔造发展，缔造繁荣，缔造一个新天新地。就此而言，仇和的铁腕说明即便是官僚中的精英人物，现在也已经对整个官僚体系丧失了耐心，仇和的胜出意味整个官僚体系的颓败。”吕日周早已黯然身退，仅管他有强大的媒体动员能力，在全国范围制造舆论，为其保驾护航，而对付地方实力派，但仍不免败局。仇和则有特殊背景——其一是他的政治身世，其二是他出马沭阳时所持的尚方宝剑。没有这两个护身符，他分分钟都可能落马，所谓铁腕新政根本就无从推行。而且纵然背景特殊，他仍不是百毒莫侵，还要以殷切的高层公关来保障其政治安全。吕日周们、仇和们之遭遇是必然的——在官场起决定作用的机制是逆向淘汰机制，逆向淘汰机制每天都在给吕日周们、仇和们培养官场杀手。吕日周们、仇和们的产生是偶然的，他们倒一个就少一个。而他们的官场杀手却象马蜂一样的延绵不绝而且穷凶极恶。双方力量根本就不对称。个别的官场精英因此并无必胜把握，无力澄清官场。整个官僚队伍压根就是一支烂队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于是乎网友对此有过感慨：“目前的实际状况就是这样，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却又不得不依靠这个稀松腐败的官僚队伍，打也打不得，捧也捧不起，杀鸡猴不怕，敲山虎不惊。这样一支队伍，给自己捞利益那是没问题，但要靠这支队伍推进民主进程，嘿嘿。”官场糜烂至此，可以说到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程度。很多不满现实的人因此才幻想毛泽东转世。但即便毛泽东转世又能如何？毛泽东也根本无从下手。毛堪称千古一帝，其绝对权威、其老谋深算，岂是从今往后的小辈们所能企及的？毛尚且无力治愈官场沉疴，从今往后的小辈们倒能妙手回春，把这支烂队伍打造成精锐之师？绝对天方夜谭。这么一支队伍玩得起“新权威”？那不是糟蹋“新权威”吗？那不是自砸“新权威”招牌吗？这么一折腾，新权威还有权威可言吗？还有前途可言吗？依托存量即既有的权威主义的班底推行，因此不过与虎谋皮。
存量基本不可用，新权威不仅要有新思路、新体系，更要有新班底。如毛泽东所云：“干部是决定一切的”。但这就产生了两个更大的、在闲言先生来说更无无解的难题。第一，新班底从何而来？天上掉下来吗？第二，就算天上掉下来个新班底，但存量如何处置？赎买么？人家愿意被赎买么？就算人家愿意被赎买，闲言先生准备拿多少年的全国国民生产总值去赎买？拿得出来么？可以肯定，赎买行不通。于是只好强行把人家搬掉。但这种不仅断人钱财，而且压根就是要身家性命的事，难道能够指望人家心甘情愿地放弃抵抗，束手就擒？呵呵，相信闲言先生也不会如此天真吧？那怎么办？唯一可能的，就是统治集团内部的全面战争。精英与精英之间的全面战争可不是闹着玩的，精英对平民的战争目前还比较好办，因为精英对平民的战争目前根本就是一边倒，精英可以动不动就使用“非常规武器”，平民则几乎手无寸铁，因此这种战争能打能收，因此才敢打。但精英与精英之间的战争就复杂了不知多少倍。你有大刀我有长矛，你有枪我有炮，你有原子弹我有氢弹，你有什么我有什么，你敢怎么玩我就敢怎么玩。而且这还绝不只是双边战争，必然发展到N边，最终把全国人民都玩进去。三国四方，合纵连横，好不热闹，好不惨烈。整肃官场有这么整肃的吗？整出一个春秋战国来，整出一个北洋时代来，整到血雨腥风天下大乱。任多么雄才大略，面对如此图景，也要不寒而栗、也只有鸣金收兵吧！闲言先生坚持新权威道路的最大理由不就是避免剧烈的社会震荡吗？闹到如此田地，难道是闲言先生所要的吗？
闲言先生说，政治自由主义的推行要有客观条件的配合，但是，难道新权威的推行就不需要客观条件的配合，或者说，客观条件已经成熟了吗？吕日周有全国舆论的支持，仇和有特定政治身世和尚方宝剑；在一个小小的长治和一个小小的沭阳玩新权威，尚且需要借助那么巨大的外力，否则根本就玩不转。要把新权威玩到全中国，所必须借助的外力应增长多少个数量级？到哪里去找那么巨大的外力？用什么样的代价换来那么巨大的外力？我敢断言，如果不跳出新权威的框框，那么巨大的外力根本就找不来！而如果找不来那么巨大的外力，新权威就克服不了旧体制的反弹，克服不了旧权威的挑战。连精英都摆不平，还想在全社会树威？这想象的跳跃性也大了吧。
这方面是有前车之鉴的。半个多世纪前的蒋介石何尝不想玩新权威，但他玩得起吗？既得利益集团的制肘，使蒋介石寸步难行，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政权被既得利益集团拖垮。所幸上帝还给蒋介石准备了一个台湾岛，当时台湾几乎是蛮荒之地，既得利益集团对之兴味索然，蒋介石才能够因为退守台湾而几乎完全摆脱既得利益集团的制肘，才有机会推行他筹谋已久的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才终于将新权威付诸实践而获致新生。面临共产党的直接威胁、生死存亡的直接威胁，这个变革压力够大了吧？国民党既得利益集团仍拒绝牺牲自己的既得利益，仍拒绝实质性的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只要炸弹没有真正在头顶炸响，你怎么劝他卸掉鸟翼上的黄金轻装起飞，他都不肯听信的。批判的武器根本打动不了他们，只有武器的批判才顶用，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叫做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前苏联是又一力证。挑战整个官僚集团的赫鲁晓夫的下场是众所周知，愿意跟整个官僚集团同流合污的勃列日涅夫才为官场所接受，才彼此相安，而这种彼此相安导致了苏联政治之癌的彻底扩散，终至无救。
在一个官场早已烂熟的中央帝国，不借助能够镇压统治集团内部挑战的足够的外力，新权威根本就无从立足。这是新权威论者无力解决的难题。这注定了新权威主义在中国根本就是死路一条。的确，新权威主义在世界上有成功的先例。比如香港，比如新加坡，但姑且不论那是些袖珍单位，政治幅员跟中国根本不可比。它们推行新权威主义的其他社会条件，中国也无一样具备。新权威论者以设计所谓“合作主义国家机制”而洋洋自得，认为“这是迄今为止在权威主义框架内解决政治合法性难题的最佳方案。”殊不知他们对所谓合作主义国家机制不过是一知半解。推行所谓合作主义国家机制至少必须具备这样几个前提：第一，推行权威主义的社会心理基础比较完好。没有发生巨大的社会创伤和社会断裂。社会生态没有遭受全方位破坏，而是保存着比较朴素的原初状态，人心没有过度迷乱，社会基本信用没有丧失。不存在清算问题、和解问题，不存在巨大的内外部压力，不那么紧张而是有相当弹性。第二，权威机制往往并非内生，它们或者由外部力量所遗留而为本地新型精英完整接管，或者干脆一直依靠外力维持，也就是天上掉馅饼。而因为比较朴素的原初状态，注定本土不存在一个已经烂熟的中央帝国的强大官场，不需要面对一个绑架了全社会的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殊死抵抗，新政较易贯彻。第三，因为不存在一个已经绑架了全社会的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集团，无论是官僚集团整体还是官僚个人直接与民争利的现象都不严重，因此政治权力对当地社会而言有一定程度的超然性，有资格做各阶级之间的调停人。对权威的信仰在当地社会没有破产，因此权威的维系不仅源于人民被迫的服从，也源于人民自动的服从。或者权威干脆来自外部的压倒性力量，在当地社会更具超然性，更无须追问。这注定了合作的一方——官方，民间是承认的，尊重的。第四，虽然民主受限，但基本人权、基本自由是有充分保障的，包括相当程度的政治自由，如自由结社、自由表达等等。因此可以生成一个比较成熟的民间社会，从而保持对于官场的相当程度的民间压力。这意味着合作的另一方，即民间也为官方所承认和尊重。庙堂和江湖彼此都怀有起码的善意，彼此都有起码的周旋空间。第五，虽然政府主导，但政治上一定程度的多元是有保障的，比如司法独立。这就意味着官方与民间的合作有一个相对公平的第三人做裁决者，而不是由双方中的强势的一方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归结为一点，生态基本平衡，神经基本正常，更有强劲的外力可恃，在这样的社会推行新权威主义，才能既不引爆对本土精英的全面战争，也不诱发对民间社会的全面战争，才会成本极小，简便易行。当下中国根本就不是这种情况。舶来的新权威主义之于当下中国根本就是水土不服，药不对症。用新权威主义治疗当下中国，只会旧患未愈，再添新疾，对已经险状万端的中国来说根本就是火上加油。如果只允许用这个办法治疗中国，倒真不如闲言先生所云：治不如拖。
至此不妨总结一下我的观点：新权威主义不合中国国情。新权威最大的敌人还不是人民，而是旧权威。所谓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有旧权威作祟，新权威在中国根本没有破土的机会。新权威对旧权威要么打倒，要么就跟它做交易。新权威打倒旧权威，对此我完全不抱希望。做交易么？给旧权威一份比现在的收益大了不知多少倍的收益，而且是稳定的、可以预期可以持久的收益，神仙都拿不出来。而且更关键的问题在于，足以构成旧权威对手的新权威从何而来？天上掉下来么？新权威主义在中国根本不具备任何现实可行性，不过一二书生的自描自画、自做多情而已。用这么幼稚的东西来跟有着强大的人性基础和强大的实证基础的政治自由主义抗衡，岂不可笑乎？
话又说回来，其实当下中国无论搞什么，我都不乐观。搞专制我绝对不乐观；搞民主我就乐观了吗？我何尝不知，经历了对于基本人性长达数十年的全方位绞杀，中国社会生态之衰败已到了空前的程度，没有几百年的时间是恢复不了元气的！在这样的前提下，搞专制难，搞民主也难。搞什么都难。只不过比较而言，我认为搞专制最难，成本最高，收益最渺茫。我相信人心无论如何迷乱，总有不死之火。搞民主就是要激活这些火，口口相传，心心相印。用民主让人们彼此牵手，彼此温暖，从而最终走出寒夜。这个世界上，最可依靠的惟有人性。自由制度、民主制度则最有利于保养人性、丰满人性。这是我之坚信自由和民主的最根本的原因。正因为如此，虽然自由也难，民主也难，但我愿意期待。须知，这世界本无捷径。
最后声明几点：
第一，我前两篇帖子是我利用在家养病的闲暇写就的，现在上了班，就没那么多闲暇了。闲言先生是顽固的，我则可能更顽固。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谁都不可能被对方说服。但这场争论不能因为没有谁被说服而无限期地持续下去，至少在我来说还要打工吃饭。只好先挂免战牌。
第二，闲言先生是一位绅士，我也是一位绅士，我们之间的分歧是绅士之间的分歧，我们之间的战争是绅士之间的战争。我佩服闲言先生的风度，我们理念上是对手，但在感情上，我引闲言先生为友。
第三，仍有问题需要提出：闲言先生说他没有任何核心价值，这似乎不太可信。这一点，天涯网友常山赵子龙先生做了详细铺陈，我完全同意，而且自认为我不可能比他说得更好，姑且附在文后，供闲言先生和读者诸君思考。
闲言君们所谓民主自由宜缓行，面包在当下比自由更重要的理论，貌似冷静理性，然而若仔细深究下去就会发现，其实质同官方所谓生存权乃是基本人权的论调是多么惊人地一致！
纵观闲言君在《什么才是现实中真正的“次优”——再答笑蜀先生》一帖中对笑蜀君所提问题而作出的一一辩驳，感觉有必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再深入商讨：
一，关于“绝对价值”(或“普遍价值”)的问题：
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是，闲言君在反对美式民主自由，反对中国自由主义(不得不承认，其中的确有很多伪自由主义)的同时，不是象罗尔斯等人那样去不断修正完善自由主义，而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从根本上取消自由和自由主义的本身。这里先插一句，有位叫何显兵的网友这样说，“我是学法律的，从来就渴望民主和自由!中国人又有谁不渴望?”可是此君一会儿又这样反问，“你怎么知道自由主义就一定正确的?”这种自相矛盾的话恰恰暴露出了消解自由这一绝对价值后所陷入的虚无和混乱。事实上现在确实有很多人就是这样否定自由主义的：你怎么知道自由主义就一定正确的?你凭什么就以为自己是对的?你又凭什么自以为掌握了绝对真理?这些诘问乍看起来的确有些道理，任何人都不是神，都没有资格以真理自居。但是他们偏偏没有明白，他们这些诘问其实都是伪问题，是语言逻辑上的一个悖论。因为如果按照他们这种逻辑推论下去的话，实际上等于取消了所有理论和实际操作的可能性与可行性，因为谁都不能保证自己不是错的，不会给当下的中国带来更大的灾难。如此则还争论什么探讨什么呢?那么干脆大家都闭嘴（你何显兵首先就得闭嘴），坐等着火山爆发好了。因此象这样对自由和自由主义发难其实没有任何意义。
遗憾的是我们的闲言君居然也犯这种低级错误，闲言君妖魔化自由和自由主义，把自由简单地看成是极端的利己主义而不是人的基本权利，这个暂且不谈。闲言君批评人们把自由主义看成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言下之意就是自由主义自以神仙真理自居。并试图在此基础上否定自由主义。这里我要说的是，自由或自由主义不是灵丹妙药，而首先是一种价值，而且还是一种理想的价值，甚至可能还会带有点乌托邦色彩。每个人的自由解放是人类社会恐怕永远也到达不了的理想，但是整个人类的历史和未来却恰恰是朝着这一理想不断地进步发展，不断地接近这一极限。人是具有精神属性的动物，而精神的本性就在于赋予世界以人的意义，进行人类自我的价值设定。这就决定了人的本性是追求理想，追求美的法则，追求终极的价值目标，否则的话人就会没有方向，没有目的，没有善恶，没有是非，没有任何意义。因此人不能没有绝对价值(普遍价值)。
然而闲言君现在却恰恰要否定取消绝对价值(普遍价值)的本身。闲言君拒绝笑蜀先生把自己归为“一定程度上的自由主义者”。闲言君这样说，“自由主义有其核心价值，我崇尚多元，拒绝任何核心价值……。只要承认核心价值，在历史哲学上就必然走向决定论泥坑……。自由主义，通过对核心价值的强调(例如所谓‘绝对价值’、‘普世价值’)，也会导出‘历史终结’的谬论。”对于闲言君这一观点，我想说说以下几点看法：
第一，自由主义本身就是最大的多元主义，试想还有哪种主义能比自由主义更加具有宽容性呢？各种价值、各种“善”互相兼容并存。自由主义本身就有两重性，如约翰·格雷所描述的“两张面孔”——既是一种普遍价值，又是各种价值多元并存；
第二，多元价值本身并不等于是可以脱离绝对价值的相对主义。正如在约翰·格雷那里，各种不同的“善”互相兼容并存，但它们都首先是“善”而不是“恶”。人与人之间再怎么不同甚至对立冲突的生活方式，但最终都统归于“善”的名下。至于如何才算作“善”则是另一个问题。因此多元价值的存在并不就等于绝对价值的消失。事实上闲言君所信奉的多元价值本身又何尝不可以看作是一种“绝对价值”呢？象闲言君那样信奉多元而排斥单极这本身是否正是一种单边主义呢？人是有思想的生物，人往往都有自己的思想和理论信仰，而任何一种思想理论都总归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自己的逻辑起点。否则的话就会陷入逻辑混乱、自相矛盾的困境。人同样如此，人一旦信奉某种思想理论则必然意味着他接受某种理念作为自己信仰的核心价值；
第三，象闲言君那样拒绝绝对价值或普遍价值的做法是令人不可思议的，其后果也是可怕的。因为人活在世上若不进行自我预设，没有一个绝对的价值起点的话，则要么无异于动物，要么就陷于相对主义的混乱和虚无。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文主义》一文中这样说道：“假如我们要有道德，一个社会以及法治的世界，那么最基本的是要严肃地承认某些价值。它们必须要有一种属于它们的先验的存在。例如，诚实，不说谎，不打妻子，抚育子女等被视为先验的责任。所以我们要在这个题目上略为研讨，以证明纵然上帝不存在，一切道德价值仍然同样存在着。”萨特这番话可谓意味深长。如果人类没有这样一些先验存在的普遍公德话，如果爱、自由、正义、良知、等等，这样一些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属性都可以被动摇而不是绝对不变的话，那么人还有什么不可以为所欲为的呢？这不是在取消人的本身，消解人之为人的意义又是什么？正如萨特接下去所说的：“既然没有无限完美的意识加以思考，那么先验的事物将不再有什么用处。没有地方写着：“善良”存在，我们必须诚实，或者不能说谎……。换言之，没有什么决定论的存在——人是自由的，人就是自由。”而既然人可以脱离上面这些最普遍的基本属性以至“怎样都行”，既然人为什么一定要自由都成了一个问题，那么同样地推论，人为什么一定要活着？人为什么一定要有面包？一定要吃饭？人又为什么一定要致富？一定要幸福？杀人放火、奸淫掳掠、专制奴役又有什么不可？正义和公平又为何一定要存在？如果真的存在这样的个人或群体的话，不知闲言先生可愿否与之多元共存？
而事实上，象面包（求生存）、公平这类闲言君在字里行间所关心的问题，本身难道不正是人类所固有的普遍而绝对的价值？闲言君一方面在竭力否定绝对价值（普世价值）本身，由否定绝对价值进而否定自由主义；一方面又在呼唤另一种绝对价值，这种自相反驳的悖论只能从反面证明了，绝对价值或普世价值之于人类是无法取消摆脱的，而且是必须存在的。人类社会诞生至今，还从未步入一个绝对价值真空的时代，从自然——神（宗教）——社会（国家、集体）——直到人本位，都离不开一个绝对的价值起点，今后也决不会出现这样一个时代，除非是超人或者动物。因此人类永远无法抛弃绝对（普遍价值），人所能做的只不过是对这一绝对价值本体的认识不断由迷乱接近清晰，由谬误接近真理罢了。
五柳村2004/04/08收到并制作上网,可以在网上转发但请注明作者和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