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作《闲言先生们的难题》出笼后，马上引来闲言先生的抱怨。这抱怨也对，也不对。但无论对不对，作为始作俑者，我都有解释的义务。因此需要再罗嗦几句。
我对闲言先生的批评，既针对闲言先生，又不单限于闲言先生。这从标题上就可以看得出来。于是一方面既有精确打击，另一方面也确有“误伤”，确有冤枉闲言先生之处。比如，闲言先生说，他没有把自由与合群、自由与公正、自由与安全割裂乃至对立起来。我以为这个申辩无效。因为闲言先生曾经言之凿凿地说“个人自由”无非“自私”；“天赋人权”则无非“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也就是把自由仅仅归结为唯我中心，由此必然推断出自由与合群、自由与公正、自由与安全的对立。所以我才特别强调自由与合群、自由与公正、自由与安全的相辅相成，强调这种相辅相成并非如闲言先生断言的那样仅仅是自由主义者的“精雕细琢、精心包装”，“改头换面”，而是客观存在的内在逻辑和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这点上闲言先生确有妖魔化自由和自由主义之嫌，我不认为在这点上委屈了闲言先生。但是，某些方面，比如把中国的苦难归结为自由和自由主义，的确不是闲言先生所为。我因名说事，不免有地毯式轰炸的做派，连带提及闲言先生，也是不得已然。所以谈到这种情况时，我只以“闲言先生们”而非闲言先生个人为对象。如果闲言先生认为他跟我说的“们”并无干系，他并不认可“们”的那些判断，那么在这点上我便不幸真的委屈了闲言先生，当然需要就此向闲言先生道歉的。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出乎我的意料，闲言先生在答辩状中承认，就已知方案而言，宪政民主是最佳的长期性政治制度安排。这么说来，闲言先生其实也是一定程度上的自由主义者，那么我们之间的分歧就小多了，我们的分歧似乎只是急行缓行而已，终极目标则似乎一样。闲言先生的这个形象当然要比我前段时间从闲言先生笔下读到的专职妖魔化自由和自由主义的形象可爱得多。如果这个新的判断没错，我便不幸真的从根本上误解了闲言先生，因此更需要从根本上向闲言先生道歉。
既然终极目标并无太大歧异，现在姑且撇开终极目标不论，只从操作层面再跟闲言先生谈谈心。
在推行政治自由主义这点上，坦白地说，我是一个急性子。为什么急呢？主要导源于我的一个基本逻辑：自由主义秩序是一个生态，环环相扣、缺一不可的生态。任何将其中一环剥离出来单独嫁接的做法，都不可能成功。上个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中国一些自由知识分子曾经幻想对自由主义秩序“取长弃短”，即取政治自由主义之长而弃经济自由主义之短，将政治自由主义与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相嫁接。这个幻想没能在中国实践，但印度独立之后走的大致就是这条路。事实证明这条路走不通，印度几十年来经济状况并不理想。只是在改弦易辙，摈弃苏式计划经济体制，将政治自由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交融之后，印度经济才走上正道而迅猛发展，以致中国人不得不发出“印度终结中国独舞”的惊呼。只要政治自由主义不要经济自由主义是死胡同，只要经济自由主义而不要政治自由主义则更是死胡同，中国九十年代以来的种种实践已充分印证了这一点。经济自由主义已经走得太远，政治自由主义却还没有启动，中国根本就是一个跛脚鸭，无法保持平衡，无平衡当然无稳定。这种情况下，补政治自由主义之课，不能不是中国的当务之急。
不能不急的第二个缘由，则如闲言先生所说，当下中国累积的矛盾太多，内外部压力太大。而在我看来，这样的矛盾、这样的压力很大程度上是等出来的，拖出来的。有一种民间游戏叫“击鼓传花”，这种游戏为庙堂所套用，正就是闲言先生所主张的自由缓行论、民主缓行论——九十年代以来，庙堂在经济自由主义的道路上高歌猛进，在政治问题上、社会问题上却一直“击鼓传火”，每一任都不敢对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动真格，每一任都捂火一样地死捂着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离任时再把这些问题一股脑儿地传给下任。各种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因此找不到突破口，无从释放，只能不断累加，不断增长，不断趋近临界点，积重难返，越到后来解决问题的难度和风险越大，越不敢动真格。再这么等下去、拖下去，必致无可救药，到综合症猝发之时，一切都已太晚。
不能不急的第三个缘由，则取决于中国政治幅员的特殊性——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庞大的政治复合体。在现代社会，要用威权体制有效管治这么庞大的政治复合体，根本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有一种传统观点认为小国适合搞民主而大国适合搞专制。这种传统观点在今天已经落伍。现代社会恰恰相反，部分小国或许适合搞专制，但大国一般只适合搞民主。因为小国的政治变量小，配合以现代统治技术，小国政治是比较容易操纵的。威权体制因此在部分小国或许行得通；大国不然，大国的政治变量大，多民族的大国、社会分层复杂的大国，其政治变量尤其大，非个别精英所能操纵。威权体制因此往往不适合大国。在大国搞威权体制，是集万千利害于一身，集万千爱恨于一身，集万千祸福于一身。任何精英都是凡胎肉身，都不可能承受如此巨大的负荷，都终究要被这样巨大的负荷所压垮。中国正好是多民族的大国、社会分层复杂的大国，加以历史累积的巨大的社会矛盾、巨大的内外部压力，中国之政治幅员堪称当今世界各类政治体之魁首，变量之大无出其右者。这么大的变量，完全超出了统计学的范畴，除了全智全能的神，任何个别的凡胎肉身都不可能驾驭。惟有以宪政民主实现分权制衡，通过分权制衡以分解矛盾，分解压力。犹如重战车之于崎岖地面，必须以多幅履带相对平均地分配重量，而决无重战车于崎岖地面以摩托行进之理。
基于以上三点，政治自由主义之施行于当下中国，实在不能再等，实在不能再拖。癌症原本不可怕，发现得越早治愈的希望越大，可怕的只是等、只是拖。一味等一味拖，拖到晚期，纵遇神医又能奈之何？斗胆说句实话，中国已久患政治之癌。如今还不化疗，更待何时？！闲言先生只看到就治的风险而根本无视拖的风险，这正是闲言先生的自由缓行论、民主缓行论的最大误区。
自由缓行民主缓行而权威先行，即所谓“先搭梯子后过墙”，真的行得通吗？姑且不论权威是否靠得住、是否值得信托，这其实只是第二步的问题；第一步的问题闲言先生就无法解决，即以今日中国之情境，权威何来？第一第二代的权威是枪杆子打出来的，第三代得第一第二代之余荫，多少也有点权威，但第四第五第六代怎么办？就这个角度而言，闲言先生所举的南韩、台湾的例子，其实正好构成对闲言先生的反驳。因为南韩、台湾的威权时代，恰恰是最早几代人靠军功立威、靠枪杆子治天下的时代，但这样的威权体制根本没有可持续性，因为后来的统治者无法复制前辈的统治模式，威权时代是英雄政治时代，民主时代是常人政治时代。后来的统治者既然做不成英雄，照搬前辈的威权体制则无异东施效颦，只好接受自己是常人的现实，向人民让步，通过分权于民间，通过宪政民主来提取新的政治资源，赋予自己新的合法性，从而以新的统治形式实现政治稳定社会稳定。古称富不过三代，在社会变革的节奏急剧提速之今日，权威政治的延续同样困难，权威政治一代不如一代，已成历史的铁律。这样的铁律在当下中国其实已经发挥着巨大作用。只要不是太迟钝，都能从当下中国的政治生活中体验到这一铁律。这种情况下反而要重建权威，无疑是以人力与天演对抗，用闲言先生自己的话说便是，“明知前面是一堵墙，却偏偏主张一头撞过去。”其结局难道还用得着我们去掐算吗？
所以，政治自由主义之不可缓行，并非只是我等书生的痴人说梦，而是客观存在的必然趋势。政治家成败的关键环节，就在是否善于借势、善于用势。势的客观存在于政治家是绝好机会，势在而不借，势在而不用，反而与势对抗，那不是鸡蛋碰石头吗？那不是绝顶弱智吗？天下苦秦久矣，人心思变若大旱之望甘霖，民气可用。趁此契机赶紧启动政治自由主义进程，以与经济自由主义相协调，才有出路。所谓“胡温新政”，虽然姿态大于行动，象征多于实际，但于躁动的人心，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慰籍，已经对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起了相当作用。这便是最好的例证。不要再等，不要再拖，不要让社会感到总是遥遥无期，总是感到遥遥无期则终有信心崩盘的一天、耐心崩盘的一天。但凡到了那一天，就是神仙也百计莫出了。辛亥革命不就是这样爆发的吗？千呼万唤总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等到终于拖出一个武昌起义，这时才立宪提速又有何益？真是早知今日，何不当初！！！当下中国之社会心理，与晚清何其相似乃尔！这种情况下而主张自由缓行民主缓行，而主张所谓“搭梯过墙”式的威权统治，不是感冒偏送雪枕头吗？天底下还有比这更愚蠢的举动吗？
当然，如闲言先生所云，推行政治自由主义本来就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鉴于中国特殊的国情，这个工程更形复杂。它需要周密的考量，精细的部署。但无论如何复杂，都不是缓行的理由。固然需要充分的准备，但无论准备如何充分，都不可能先验地推演出一个万无一失的方案。这样的方案只有神才做得出来，任何凡人都做不出来的。如果非要等到万无一失的方案出台再启动政治自由主义进程，天知道是猴年马月。就目前社会矛盾的累积情况而言，就目前政治变量的演化情况而言，就算有万无一失的方案出台的那一天，但等得到那一天吗？到了那一天才做出来的方案，还有任何现实意义吗？生活是最好的老师，只有在政治自由主义的具体实践中，只有在社会各种力量博弈的过程中，才会一点一滴地搭建起政治自由主义蓝图的具体框架。最重要的只是博弈，而不是主观设计。当今中国的任何社会进步，都是各个利益主体博弈的结果，而不是主观设计的结果；没有博弈就没有一切。将来中国的社会进步，同样端赖博弈！离开博弈而谈政治发展，离开博弈而谈社会进步，不过是欺世之谈。
政治自由主义进程一旦启动，真正的博弈一旦展开，风险就如影随形了。对此无须讳言。世界上没有毫无副作用的药物，社会变革不可能是无痛过程。社会变革总是伴随着风险，但人为地拖延变革，人为地扭转社会发展的曲线，则风险更大。这种情况下必须两害相权取其轻；这种情况下必须早下决心。不要让社会心理走到绝望的地步。要用实际行动昭示自己的诚意，从而给人民以希望、给人民以信心，而且是可持续的希望、可持续的信心。人民是通情达理的。现在民间对于所谓“胡温新政”充分的理解和同情，不就是人民通情达理的具体体现吗？只要希望可以持续、只要信心可以持续，人民是愿意继续期待、继续配合的，政治稳定社会稳定是不会有根本问题的，社会变革的空间因此会继续拓展。
要求启动政治自由主义进程，不等于激进盲动；不是只要最好，不要次优，不是要一步登天。关键要真正跨出去，至于能走多快，能走多远，那是另一个问题，那取决于具体的博弈，要真的跨出去之后才会知道，决不可以强求。自由主义在一定意义上也可称做实验主义，最讲求实证依据，最尊重客观规律。激进盲动从来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的气质。一旦启动政治自由主义进程，相信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反倒是冷静的一族，稳健的一族。要求启动因此决不意味着要求乱搞，最擅长乱搞的不是自由主义者，最擅长乱搞的往往是痞子，历次革命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把要求启动看做要求乱搞、看做不稳定因素，是一种必须消除的愚不可及的偏见。这一点需要特别指出。
用一句话概括我的基本观点，叫做当断不断，反受其乱。闲言先生开出的恰恰是当断不断的药方，所以很遗憾，如果把政治批评家比做医生的话，我不得不把闲言先生称做庸医。所幸闲言先生并未当权，虽为庸医尚不至误民误国，不过多给了我一次展示自己高明的机会，一乐也！
五柳村2004/04/04收到并制作上网,可以在网上转发但请注明作者和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