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言先生是我的朋友。为什么是我的朋友呢？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因为闲言先生富有人性，普天之下，但凡有人性之人都可以做我的朋友，而无论他持何种主义，只有丧失人性之人才是我的敌人。第二则是因为闲言先生本来也把我当作他的朋友，实在说，春节接到闲言先生的贺卡，我颇意外。闲言先生能够记住一个素未谋面、连书信交往也不多的普通网民，这是粗心如我者所难做到的。跟这样一个富有人性的、温文尔雅的名士做朋友是一件很温馨的事，我当然不愿意错过。
但仅管如此，我仍然要忍不住地大声批评闲言先生。套用一句先哲名言，吾爱吾友吾更爱真理。眼看着闲言先生离真理越来越远、越来越走火入魔，作为闲言先生的朋友，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我在网上沉默已久，但我认为现在我再不能沉默下去，我有站出来提醒闲言先生的义务。
我断言闲言先生离真理越来越远、越来越走火入魔，是有我的依据的。近来闲言先生对自由、自由主义颇多抨击，给人的印象是，他似乎已经以炮打自由、炮打自由主义为职业了。我这么说不是否定闲言先生抨击自由和自由主义这一举动本身。世间万事万物都是可以批评的，都要接受理性的检验，自由和自由主义亦不例外，这是自由主义者的基本立场。仅管一千个自由主义者可能有一千种自由主义，但这个基本立场在自由主义者中则是没有争议的。我自命为不可救药的自由主义者，那么在闲言先生冒天下之大不韪，毫无城府地说出自己对自由和自由主义的异见时，对这一举动本身，我当然只有赞赏、只有支持。
但是，我赞赏的、支持的毕竟只是说出异见这一举动本身，而不是异见的具体内容。闲言先生抨击自由和自由主义的具体内容，我是决难苟同的。不能不承认，非理性地、无限上纲地叱责自由和自由主义，正在成为一种时尚；如果说在思想界，这样的领军人物主要是康晓光；那么闲言先生以及素来以“我是流氓我怕谁”而自命的强国论坛网民数学，则有试图做网上领军人物的迹象。他们惯用的手法，是把自由与合群割裂乃至对立起来，把自由与公正割裂乃至对立起来，把自由与安全割裂乃至对立起来，自由在他们的笔下便成了万恶之源，成了中国人民全部苦难的总根源。这真是一种奇怪的逻辑——如果非要用逻辑来命名它的话。中国人民几十年来的苦难尤其几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到底是权威主义还是自由和自由主义造成的？即便就当下而言，难道麻旦旦之囚、姜勤荣之囚、郑恩宠之囚、孙大午之囚、俞华峰之囚是自由和自由主义之祸？难道范李之死、孙志刚之死、李思怡之死、程树良之死、张斌之死、刘忠霞之死是自由和自由主义之祸？难道洛阳大火、南昌大火、芳村爆炸、石家庄爆炸、烟台海难、合川沉船、武汉空难、河南爱滋病是自由和自由主义之祸？难道北京城中几十万草民风霜凛凛的上访之旅，难道如《我向总理说实话》和《中国农民调查》所揭示的几亿农民的悲惨生活，是自由和自由主义之祸？如果忠于良知，忠于常识，忠于事实，就不能不承认，无论就历史还是就现实而言，中国人民从来不是苦于自由和自由主义，而从来只苦于专制！从来只苦于特权！从来只苦于暴政！
万事万物都是相生相克的，正所谓一物降一物。如果把专制、特权和暴政比作病毒，自由和自由主义则是对抗这类病毒的最好的消解剂。只有从这个角度来考察，才能够真正理解自由和自由主义。从这个角度来考察，说中国人民苦于专制、苦于特权、苦于暴政，毋宁说是苦于自由和自由主义之极度匮乏——正是由于自由和自由主义之极度匮乏，才导致了专制、特权和暴政的所向披靡，才导致了专制、特权和暴政的长盛不衰，才导致了中国人民的普遍苦难。专制、特权和暴政早已构成中国社会最大的黑洞，无情地吞噬着它四周一切有益的物质，中华民族因此负荷最大，代价最大，在现代化道路上的跋涉最为艰难。几千年优秀文化的滋养，使中华民族成了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之一，只要当权者稍稍放松管制，环境稍稍平和，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就会如火山一样地迸发，创造出震惊世界的巨大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这已为历史所反复印证。但专制、特权和暴政的长期肆虐，却如陶行知先生所说的裹头布，桎梏着炎黄子孙的大脑。炎黄子孙被捆着手、绑着脚、堵着耳、封着嘴、裹着头，以这样的状态与一个又一个自由的民族展开全球化时代的激烈竞争；世界上最浩瀚、最具活力的脑库忽而处于休克之中，忽而处于催眠之中，几乎完全浪费，这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浪费、最具悲剧意味的浪费。因为这种浪费，中华民族只能靠着寥寥几个所谓精英与全世界所有自由的民族相抗衡，胜败不言而喻。由此不难断言，中国之积弱积贫，主要导源于专制、特权和暴政；更进一步说，主要导源于自由和自由主义之极度匮乏。自由和自由主义之于中国，犹如钙之于人体，犹如盐之于人体。人而缺钙何谈强壮，人而无盐何谈强壮；如果自由和自由主义在中国始终匮乏，而欲中国之强大，而欲中国之崛起，岂非欺世之谈！
一方面追求国家强大，一方面视自由和自由主义为天敌，这正是闲言先生们的内在矛盾。导致这种内在矛盾的主要原因，则是目中无人。闲言先生们对人的理性缺乏信心，对社会发展的自然进程缺乏信心，于是只能偏爱所谓国家力量，认为只有所谓国家力量才最可信赖。除了以国家力量推动现代化，中国别无它途。而要以国家力量推动现代化，则必须赋予国家力量以充分自由。国家自由与公民自由往往此消彼长，这一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深刻认识。早在1875年3月，恩格斯在给奥·倍倍尔的信中，就已尖锐指出：“自由国家就是可以自由对待本国公民的国家，即具有专制政府的国家。应当抛弃一切关于国家的废话。”在《反杜林论》一书中，恩格斯几乎是重复了这一结论。“使国家变成‘自由的’，这绝不是已经摆脱了狭隘的臣民见识的工人的目的。”他认为，“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高
踞于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而且就在今天，各种国家形式比较自由和比较不自由，也取决于这些国家形式把‘国家的自由’限制到什么程度。”闲言先生们既然迷恋于所谓国家力量，既然要赋予国家力量以充分自由，那么公民自由、公民权利、民主宪政等等字眼，在他们当然就是杂音，以公民自由、公民权利、民主宪政为关键主张的自由主义，岂能见容于闲言先生们！闲言先生们对自由主义之深仇大恨，惟有从这个层面才能得到终极解释。
为了妖魔化自由和自由主义，闲言先生们真个是殚精竭虑。他们把自由与合群割裂乃至对立起来，而根本就罔顾自由与合群如硬币之两面的基本逻辑和基本的历史事实。章太炎早就说得很清楚：“大独，大群之母也。”胡适也这样忠告北大学生：你们为自己争自由，就是为国家争自由。马克思关于自由人的联合体的著名论断，则更是精辟地阐释了自由与合群相辅相成的辨证关系。自由不是使人成为散沙，自由是使人成为粘土；自由不是使人们走向分裂，自由是使人们走向联合。一盘散沙决不是自由和自由主义之过，正如列宁所说，无政府主义是对专制的惩罚，一盘散沙从根本上说只是专制统治的苦果。将之诿过于自由和自由主义，是典型的张冠李戴。用这种张冠李戴的逻辑完全无从解释，为什么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大本营的美国，始终有那么强的向心力、凝聚力，但凡遭遇国难，譬如珍珠港事件，譬如“9·11”
事件，美国人民总要义无返顾地为国家挺身而出。而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国家权威至上、个人自由缺乏基本保障的蒋介石时代的中国，兵员的补充却不得不用拉壮丁的方式来进行。
为专制开脱而嫁祸自由和自由主义的手法，同样体现于闲言先生们对自由与公正的关系的论述、对自由与安全的关系的论述。自由与公正本来是正相关的关系，因此崇奉自由的克鲁泡特金才写就深刻影响人类历史的巨著《互助论》，因此崇奉自由的千千万万基督教徒和同样经过现代文明洗礼的其他教派的教徒才最讲博爱，因此那些公民自由最充分的国度，其社会福利的供给也才最充分，民间互助、社区互助体系也才最发达，慈善组织、公益组织也才最活跃。自由与安全之正相关，则更一目了然。自由就是把自己的命运捏在自己的手里，到底是把自己的命运捏在自己手里最安全，还是把自己的命运完全交付外力最安全呢？所谓人事无常天威难测，所谓求人不如求己，这些古言早就为我们做了解答。不公正是专制的专利，不安全是暴政的专利，闲言先生们却无视这个历史铁律，这个以无数生命和鲜血所印证了的铁律，而一口咬定中国人不配享有自由、中国人一旦享有自由必争必乱，必致国家分裂、生灵涂炭。从这样的逻辑中，不难看出闲言先生们的高傲甚至是狂妄！不难看出他们对理性的轻蔑，对人的轻蔑，对自己同胞的轻蔑。
闲言先生们的高傲甚至是狂妄，当然十足荒诞。学在民间，智在民间，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二十五年的所谓改革，其秘诀说穿了不过一点，即国家对民间的些许让步。仅仅因为些许让步，民间就涌现了那么多的创造，就释放出那么巨大的生产力。二十五年的光辉历史，主要是十三亿草民写就的，国家力量并无多少作为，不过默许而已，追认而已。可见“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决非虚言，而是有着强大的实证依据。国家力量犹如乌龟，民间力量则犹如兔子，乌龟胜过兔子不过是一种传说，兔子胜过乌龟却到处都在发生、每天都在发生；国家力量犹如《猫和老鼠》中那只自命不凡但实际上迟钝愚笨的猫，民间力量则犹如千千万万只聪明伶俐、天真可爱的老鼠。到底是国家力量更可信赖，还是民间力量更可信赖？到底应该国家力量做历史发展的主体，还是民间力量做历史发展的主体？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付出了那么惨痛的代价，好不容易才开始回到常识，好不容易才有了一点进步，难道我们可以毫不珍惜，弃若敝屐，而放任闲言先生们的高傲甚至是狂妄，放任他们把国家和民族带回权威主义的迷谷吗？
于此不妨做个简单的总结。我之崇奉自由和自由主义，大体从两个角度着眼。一是从个体生命的角度着眼。海阔才能任鱼跃，天高才能任鸟飞。跳跃是鱼的生命属性，飞翔是鸟的生命属性；不自由鱼不成其为鱼，不自由鸟不成其为鸟。不自由，万类的生命皆无意义，所以才需要“万类霜天竞自由”。万类如此，况乎万类之首的人类！不自由，人将不成其为人！再就是从国家强大的角度着眼。只有在自由的状态下，生命的活力才能充分展现，才能写就最壮观的生命华章，个人对于国家的贡献才最多。而这正是中国现代化的突破口。中国是个自然资源极度匮乏的国度，如果只跟人家拼自然资源，拼硬件，我们永远拼不过人家。我们只有一种资源可以跟人家拼，那就是软件，那就是人力资源，那就是智慧资源。如果能够有一种制度激活几千年的灿烂文化，如果能够有一种制度激活十三亿同胞的大脑，我们中华民族就不难点石成金；就不难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就不难以人力资源、智慧资源弥补自然资源之不足，四两拨千金，低成本扩张、超常规发展，迎头赶上先进国家。而如果仍然视十三亿中国人的大脑如无物，一如既往的束缚之、摧折之，那么中华民族唯一的优势即人力资源、智慧资源上的优势将损失殆尽，中华民族就不可能扬长避短，而只好以己之短击人之长。无论就个体生命的角度而言还是就国家强大的角度而言，自由和自由主义都是最关键的必需品，而且是极紧缺的必需品，正需要拓展空间，提高供给，如果不图此谋却反其道而行之，这无疑是对国家和人民极端的不负责！无疑是对国家和人民极大的犯罪！
诚然，自由和自由主义不是没有问题。正如闲言先生所云，即便在美国，不也有过政治腐败的插曲吗？但自由和自由主义的问题，只有在自由的进程中解决，通过自由的机制来解决，而不能以中断自由的方式来解决。自由和自由主义的问题，至多是一种错误，一种基于人的有限性而必然派生的错误，一种只可能无限趋小却不可能消灭的错误。中断自由则不是错误，中断自由压根就是一种邪恶，一种最可怕的邪恶。显然不能以消灭错误为理由来制造邪恶。
闲言先生渴望国家强大的心情，是真诚的，是令人感动的。但闲言先生因为渴望国家强大而向自由和自由主义宣战，以种种不实之词对自由和自由主义妄加指责，为专制刻意开脱，在我看来则是一种断难容忍的糊涂。自由主义与爱国何尝对立过？国民政府时代诸如张东荪、诸如章乃器、诸如罗隆基、诸如王造时，乃至胡适、傅斯年、雷震，难道不都是最坚定的自由主义者和最坚定的爱国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民间社会一片死寂，再无群星璀璨历历可数，但有限的几个巨星如顾准、如马寅初，难道不也是最坚定的自由主义者和最坚定的爱国者？爱国不是闲言先生们的专利，这点上自由主义者和闲言先生们咸与之。自由主义者跟闲言先生们一样渴望国家强大，只不过他们设想的国家强大之途，与闲言先生们设想的国家强大之途不同罢了。他们更希望主要借助社会的自然发展进程、主要借助人民的力量，通过人民的强大来实现国家的强大。在我看来，这才是国家强大的正道。闲言先生们则实在说不上高明。
最后还要补充一点，对自由和自由主义妄加指责，虽然是一种时尚，但在我看来根本就不新鲜。妖魔化自由和自由主义，半个多世纪前以“褐色布尔什维克”自命的戈培尔们和以“红色布尔什维克”自命的斯大林们已经竭尽全力了，他们当时所达到的深度和高度，是今天的闲言先生们望尘莫及的。闲言先生们已经很难在这方面有什么新的创造了。戈培尔们和斯大林们纵然竭尽全力，但实在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自由和自由主义以不可阻挡之势不断取得胜利，戈培尔们和斯大林们的事业呢？却早已灰飞烟灭！这正是闲言先生们的困境所在：对自由和自由主义的抨击如果采用他们现在这种还有一些底线、还算比较斯文的方略，则对自由和自由主义不具备任何实质性的杀伤力，自由主义者对他们的抨击大可一笑置之，懒得理会。但如果不加节制而实行所谓“超限战”，则又无异于把自己混同于戈培尔们和斯大林们，无异于自我妖魔化、自我放逐，我相信这也绝对是闲言先生们难以接受的。
那么，闲言先生们何去何从呢？看来真是一个问题。
五柳村2004/04/02制作上网,可以在网上转发但请注明作者和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