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世纪，中外历史上发生过两次世人瞩目的关于科学问题的争论。
其中一次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
1915年9月，《新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初名《青年杂志》，第2卷起改名《新青年》。《新青年》向中国引进了“德先生”和“赛先生”，提出“民主”和“科学”的口号，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主要宣传阵地。
就在“科学”刚开始日益深入人心的时候，在中国社会中出现了反弹。
其一、鬼神迷信披上“科学”外衣招摇于世。
1917年10月，上海一些人设立盛德坛，搞扶乩请神活动，冠以“灵学”之名，并成立了“灵学会”，1918年1月刊行《灵学丛志》。这年5月，《新青年》四卷五号刊登陈百年《辟灵学》、钱玄同和刘半农《斥灵学丛志》等文，揭露了“灵学派”的荒谬。10月，鲁迅在《新青年》五卷四号刊文《随感录三十三》说，“现在有一班好讲鬼话的人，最恨科学，因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许鬼混，所以自然而然地成了讲鬼话的对头。于是讲鬼话的人便须想一个方法排除他。其中最巧妙的是捣乱。先把科学东扯西拉，羼进鬼话，弄得是非不明，连科学也带了妖气。”
1934年，上海又出现了“碟仙”。正如鲁迅这年5月25日在《申报·自由谈》发表的杂文《偶感》所说，“名目则更加冠冕，因为这‘灵乩’是中国的‘留德学生白同君所发明’，合乎‘科学’的。”这篇杂文还说：“‘科学救国’已经叫了近十年”；“不料中国究竟自有其文明，与日本是两样的，科学不但并不足以补中国文化之不足，却更加证明了中国文化之高深。风水，是合乎地理学的，门阀，是合乎优生学的，炼丹，是合乎化学的……。‘灵乩’是合于‘科学’的，亦不过其一而已。”杂文痛心疾首地说：“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科学，亦不过其一而已。此弊不去，中国是无药可救的。”
其二，一些学者歪曲、贬低科学，借批“科学万能论”来否定科学。
1923年2月14日，北京大学教授张君劢在清华大学发表题为《人生观》的讲演，强调“人生观问题之解决，绝非科学所能为力。”这年4月12日，地质学家丁文江发表《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批驳。许多著名学者都卷入了这场争论，如梁启超（任公）、胡适、陈独秀、瞿秋白、张东荪、吴稚晖等，发表长短论文达40多篇。1924年8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章《答张君劢及梁任公》。历时一年半的科玄论争，至此以玄学派偃旗息鼓而大体结束。
在玄学方面，以张君劢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强调科学的能力有一定的界限，反对“科学万能”论。张君劢提出“知识二元论”，他认为，“全社会变化，绝不能预测，更绝非科学的”；他只把经典物理学看作真正的科学，认为生物学距精确科学有很大距离，心理学不合于科学标准。
在科学方面，以丁文江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科学作为认识方法具有普遍性，不仅可以认识自然界，而且可以支配人生观。丁文江说：“凡是事实都可以用科学方法研究，都可以变做科学”；“爱因斯坦谈相对论是科学，詹姆士谈心理学是科学，梁任公讲历史研究法，胡适之讲《红楼梦》，也是科学。”他们还认为社会发展、历史变迁也都是有规律可循的，也是科学。
此前，鲁迅1921年8月4日在一封信中就曾指出，有人说：“不宜说科学万能，此语甚奇。不知科学本非万能乎？抑万能与否未定乎？抑确系万能却不宜说乎？”鲁迅认为，这种所谓的“科学万能论”是含糊不清的，对推广科学有害无益；在实际工作中确有某些事可能和科学无关，但绝不能用批判“科学万能论”来否定科学对整个社会的巨大作用。1923年，鲁迅在《关于〈小说世界〉》一文中说，“凡当中国自身烂着的时候，倘有什么新的进来，旧的照例有一种异样的挣扎。”
有一个时期，国外也存在过“科学中心论”与“反科学中心论”的争论。
苏联百科全书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苏联百科词典》谈到这一争论时说：“科学中心论，以自然科学和数学为范例，把科学在文化体系和社会精神生活中的作用绝对化。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同科学中心论对立的有各种形式的反科学中心论，认为科学是一种与人类为敌的力量。马克思列宁主义则反对这两种立场，认为各门科学是社会进步的最重要因素，同时强调世界观、道德和文化的其他形式的作用。”
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新时期，科学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邓小平同志1978年3月18日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讲话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1988年9月，邓小平在两次谈话中进一步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时期，我国科学技术取得许多重大进展，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96年2月举行的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工作会议提出了“传播科学思想，普及科学知识，倡导科学方法，弘扬科学精神”的任务。科普界、科技新闻界进一步明确，科普工作、科技新闻报道不仅要普及科学知识，还要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弘扬科学精神，这以后在这三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显著成就。近些年，科普界、科技新闻界通过大量的科普工作、正面的科技宣传，以及通过对伪气功、人体特异功能、邱氏鼠药、水变油、超浅水船等伪科学、反科学事件的揭露，阐释了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的重要意义及其内涵。
就在这一时期，我国的鬼神迷信纷纷披上“科学”外衣出笼，伪科学也沉渣泛起。最典型的就是邪教“FL功”。其头目李hong志宣扬，自己发出的功力中的中子和γ射线超出正常放射性元素170倍还要多，他那个充满封建迷信邪说的“FL大法”是“超常的科学”，“把古今中外，天文、地理、历史、化学、物理、天文物理、高能物理、哲学，好像是很多范畴都概括进去了。”另一方面，李hong志还极力否定、恶毒攻击科学，说“人类现在的科学实质上是站在一个错误的基本点上发展起来的，对宇宙、对人类、对生命的认识都是错误的”；“这个科学，正因为它的肤浅，导致了人类社会道德的败坏”；“从这一点上看这个科学又是一个邪教”。严新编造出自己发功扑灭了2000公里之外大兴安岭火灾发功使自来水结构发生了变化，在美国发功影响北京某些物质的性状等等“高科技”神话。沈昌则把自己的伪气功说成是“人体科技”。不少人宣扬卜卦算命是““预测科学”、看风水是“环境科学”、看面相、手相合乎科学道理等等。
2002年11月在上海举行的首届“科学文化研讨会”在“学术宣言”中提出了“科学文化”、“科学主义”和“科学传播”三个问题。宣言说：“近年来，科学文化领域主要的矛盾表现形式，已经从保守势力与改革开放的对立，开始向单纯的科学立场与新兴的人文立场之间的张力转变。”“中国的科学文化的总体状况比较复杂。一、科学作为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巨大的差异，科玄论战的矛盾基础依然存在。二、在科学知识层面，中国的科学基础非常薄弱。然而，科学主义在社会的主流体系占据重要的地位。三、生存层面，科学及科学技术尚未发挥足够的作用，但是科学的技术所造成的社会问题也已经大量出现。”“科学主义是一个他称，很少有人自称科学主义者。”“科学主义认为科学是真理，是正确的乃至唯一正确的知识，相信科学知识是至高无上的知识体系，并试图以科学的知识模式延伸到一切人类文化之中”；“相信一切社会问题都可以通过技术的发展而得到解决；科学的技术所导致的社会问题都是暂时的，偶然的，是前进中的失误，并且一定能够通过科学及技术的发展得到解决。”“在历史上，科学主义一度在弘扬理性、解放人性的过程中有过重要作用。但是，在当今世界，科学主义的负面作用也是不能低估的。”“1、思想层面，把科学等同于绝对的客观真理。对科学的神话同样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不利于科学自身的发展。”“2、社会层面，科学的技术已经带来了不可逆的社会后果，继续坚持僵硬的科学主义立场不利于对科学技术进行反思，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实现。”“科学主义所立足的科学远远不是最先进的科学。”“科学的技术已经造成了全球性的环境污染，已经在很多方面表现出了负面效应，并有可能导致更严重的社会后果。”“科学的技术导致了人类生存方式的改变，这种改变造成了技术对人的异化。”科学传播是“一个超越传统科普的概念”。
《宣言》激起了强烈的反响。
以反伪科学闻名的方舟子先生2002年12月23日发表文章《反科学文化人的第一次集结》说，《宣言》认为，“广大科技工作者，由于教育背景，这部分人士对于科学的理解大多处于缺省配置状态，与科学文化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距离”；要把他们纳入传播“科学文化”的受众市场。“科学文化”“是以人文学界为根据地”，“自以为比广大科技工作者都更懂科学，要到科技界当导师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指点迷津，改变其‘缺省配置状态’”。方舟子指出，这是“狂妄”。
著名老科普作家陶世龙先生2002年12月27日发表文章《一份奇怪的宣言》说，“《宣言》中不少用语的涵义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有人认为《宣言》在反科学也不足为怪”；“真希望《宣言》的制定者亮出你们的底来，谈点实在的东西”；譬如，“‘风水’、‘扶乩’之类是不是科学这样的具体问题，而不是站在抽象的含混不清的概念中兜圈子。”
2003年8月8日，一位反科学主义的“科学文化人”在报上的“科普新见”栏中发表了题为《科学的迷信与迷信的科学》的文章。文章说，“科学之神所到之处，迷信之鬼便该悄悄溜走，但我们偏偏看到算命先生用上了计算机，名之曰科学算命。”“相当多数的教徒对所信仰的宗教所持的态度正是迷信。”“对于很多事情，比如鬼神、星座、对于很多行为，比如烧香、念佛，是否是迷信，不可一概而论。”“让很多人不愿意接受的是，科学，也常常是迷信的对象。”“虽然从理想上，我们会说，科学不承认权威，只承认事实。但实际上，科学本身已经成了最大的权威。”“科学殿堂这个常用词表明，科学在大众中的形象恰恰是神！”“把自己不懂的东西尊奉到一个至高无上的位置，这种态度，正是迷信。”“很多人，尤其是科学信徒希望消灭迷信，以为消灭了迷信，科学就会兴旺。”“也有很多人认为，迷信是由于无知，所以普及科学可以消灭迷信。然而，有知到什么程度才能不迷信呢？”“既然无法全知全能，就永远有未知的神秘的东西。也许有人相信科学必将能够解决一切谜团，但现实的科学毕竟还不能解释一切。”“当人们对未来无从把握时，难免会借助某种神秘的力量。在人们需要大师的时候，大师就会出现。”“迷信的人很少认为自己在迷信着，而认为自己在相信。事实上，我们也很难区别，科学家的信仰与迷信者的信念在心理上有什么区别。”“我们能否从心理状态上区分，这个是迷信，那个是科学？同样，凭什么我们应该相信，科学必然能够给人带来幸福？这种对科学的信念与一位农妇坚决地相信菩萨的保佑，哪个是迷信，哪个是科学？”“当现代化的伐木工人进入长江中上游时，当地人可能会说出若干不能砍树的道理，比如触怒山神树精，给人带来灾祸之类的，从科学的角度看，当然是迷信。只有被现代科学武装起来的头脑和技术，才能够并且敢于剃光一个个山头。这难免使人产生困惑，为什么那些落后、迷信的风俗，保住了环境，而帮助人类征服自然的科学却反过来使人陷入了困境，这是不是因为我们对科学过于迷信了呢？”
2003年9月19日，在北京举行了中国科协常委会促进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联盟专门委员会第十次研讨会。其中有几篇论文涉及了上述文章。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在所发表的《如此“科普新见”》论文中说，“本来，‘科学与迷信是一对水火不相容的死对头’，但是，在作者笔下，科学竟成了迷信，迷信竟成了科学。”这位作者“巧妙地把‘信仰’一词安放在‘科学家’的名下，把‘信念’一词安放在‘迷信者’名下，从而这位作者也就‘很难区别’，‘科学家的信仰和迷信家的信念在心理上有什么区别’。”“近些年来，有相当一些人掉进了‘新式迷信’的泥坑。这种‘新式迷信’的特点，是打着‘科学’的旗号来宣扬封建迷信。为了表明这种‘迷信’也是‘科学’，因而就有一些人大做起科学和迷信可以互相转化的文章。”武汉交通科技大学教授朱国伟的论文《科学不迷信与迷信不科学》，批评了把科学说成“也常常是迷信的对象”的观点，指出“文章千方百计地混淆科学与迷信的界限，企图为迷信捞一把救命稻草”；“毫无根据地把坏事归之于科学，同时却宣扬迷信的好处，可称‘迷普新见’，但绝非‘科普新见’”；“人们不禁要问，难道反科学主义的目的是要保护迷信、宣扬迷信么？”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由于党中央的倡导，广大科技工作者和科普工作者的努力，我国公众对科学的意义与作用的认识总体上在不断提高，科学在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起了巨大作用。但另一方面，还有不少人没有充分认识到科学的意义与作用，我国需要进一步加强“传播科学思想，普及科学知识，倡导科学方法，弘扬科学精神”，需要大力发展科学。决不能认为，我国出现了所谓的“科学在大众中的形象恰恰是神”、科学“常常是迷信的对象”的“科学主义”，因而要对之大肆声讨，要批判所谓的科学“神话”。人们不禁要思考，在这样的时刻炮制出个所谓的“科学主义”来大肆声讨，其矛头所指究竟是什么？其用心究竟何在？这种声讨和批判同社会上哪种势力的言论合拍？受到社会上哪种势力的欢迎和赞赏？迎合了社会上哪种势力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