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柳村>>观察与思考
若干理论问题的再认识
——给西南交大“两课”教师和研究生开的讲座（之一）
（根据录音整理）
黄 澎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我讲的题目是《若干理论问题的再认识》。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到斯大林、到毛泽东，许多问题都需要再认识，重新认识。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当时是正确的，后来事过境迁，就过时了，需要再认识；另一方面当时就是错误的，而我们一直还认为是正确的。这些都需要再认识。
我的理论功底比较浅。我在大学学的是工程，一年级学的是土木（CE），二年级开始转学电机（EE），也没学好，因为搞学生运动，加入地下党。政治和经济理论未系统学过，特别是改革开放前。这也有好处，受错误的理论影响要少一些。近十多年以来看拨乱反正的、反思的文章比较多。回过头学习马列的原著。
50年代，我曾兼任过我校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讲过一些形势任务课，但未讲四门课。离休以后，1991年我校校庆95周年，上海交大的一部分老战友（十来个人）相约应邀在我校聚会研究一些理论问题。先研究市场经济问题，并将研究成果上报。以后党中央作出了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战略决策后，我们转而研究三大问题：“垂死的”资本主义何以没有灭亡？苏联为何解体？东欧为何剧变？腐败问题怎样根治？这样才开始看书学习钻研一些理论问题。我们这些老同志不愿了此终身，但愿不虚此生，仍在不断探索。
我们的信条，或者说座右铭是两条：第一条是孔子说的“朝闻道，夕死可矣”，也就是说，早上悟出了道，晚上死也可以，也心甘。第二条就是套屈原的话，这就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们的信条就是：真理路漫漫，求索伴终身，生命不息，求索不止。(注)现在，我的心态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第一句话“年近八旬人未老”，第二句话“求索终身死不休”。我们基本上不欣赏一般老年人的心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以健康为中心，那当然可以。两个基本点—潇洒一点、糊涂一点，那我就不那么欣赏，什么“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念养老经”啊。十多年来，我研究一些理论问题，同时，不断进行自我反思，深感自己长期以来思想糊涂，觉悟低，盲从，胆小怕事。入党以前，我对中国共产党还是有初步的理性的认识的。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经过正反两方面的对比。理论上我学习《共产党宣言》、《左派幼稚病》、《反杜林论》等；毛泽东的著作《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我也都看了，对蒋介石的著作，实际上是陶希圣为他写的《中国之命运》我也看了。在理论上我做了一些对比。实践上，我对国共两党的所作所为也做了一些对比，然后做出了理性的选择。我加入上海交大地下党，是在胡宗南占领延安之后，也就是1947年6月，当时真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当时我的苏北家乡土改，我妈妈被扫地出门，我妈妈是一个富农，她作为地主被扫地出门。我对党的土改政策是拥护的。我的思想的确糊涂，盲从、胆小怕事，所以，愧对先贤，愧对思想先驱，愧对敢于独立思考、敢于追求真理、捍卫真理的人们。如：顾准、陈寅恪、马寅初、孙冶方、梁漱溟、张志新、遇罗克、王申酉等。虽然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加入共产党的选择是无悔的。但是，我这些方面是有悔的。前年，我到德国去探亲，我特意专门到马克思的出生地、德国西部边陲小镇——特利尔“朝圣”，看了马克思的纪念馆，看了很多展品，很受感动，深受教育。我在留言簿上写道：“马克思主义永放光芒，共产主义终将实现。中国四川成都黄澎。”我对马克思主义信仰是坚定不移的，但是，有些方面还是必须反思。一位老战友来信说：“我为自己过去的无知、跟风、盲目、懦怯而自责自悔。有朋友说：‘哎呀，当时听领袖号召，听领导安排，有什么错啊？’诚然，古时，身为臣民遵顺皇上的旨意天经地义，身为奴才听从主子的吩咐理所当然。但在现代社会，一个公民、一个有自尊的人，应该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和思想。所以，自觉改变身份和定位，才能踏入启蒙之门。”假使，我是臣民、我是奴才，那就不用反思。现代社会， 一个公民、一个有自尊的人，得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和思想，自觉改变身份和定位，把臣民和奴才改为现代公民，才能踏入启蒙之门。
瞿秋白反思说自己有“市侩习气”。刘少奇说当时的党内斗争是“罪恶的党内斗争，党内斗争的黑幕”。瞿秋白不得不有“市侩习气”了。他把自己比作“狗耕田”。吴江反思“垂死初悟道，平生误读书”（苏东坡语）。前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反思“忠诚的愚蠢，愚蠢的忠诚”。胡绳、陆定一晚年都有反思，都体现了知识分子的良知。胡绳晚年反思有几件事：一是指出毛泽东在建国以后有民粹主义观点（对待资本主义、空想共产主义、英雄史观）；二是对胡适的评价：胡绳对吴江在《炎黄春秋》发表的《平心论胡适》大加赞赏。过去胡绳在他的一本书《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有关五四运动的章节竟然没有一个字提到胡适。吴江这篇文章说：“胡适是现代中国文化界、学术界最有成就、最具影响的人物之一，堪称一代宗师，桃李满天下”，又说“胡适对中国文化最杰出的贡献在于他首创文学革命，成功地推行了白话文运动。这对于提高整个国民文化水平乃至解放国民思想都有重大意义”； 又说“这种贡献是要超过‘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也不逊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但丁和马丁·路德等人”。还为胡适说公道话，说胡适是民国初年出现的一批自由主义战士和民主主义战士之一，只不过后来走向了运动的右翼。但因在台湾提倡言论自由，得罪了国民党而遭到围攻，住在医院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从而完成了这位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战士的“悲剧”。有的学者说：“假如胡适1949年的时候选择留在大陆，那么我们对于胡适的态度是否就会有所不同呢？”以对我依违而划线论人论事是否就可以使天下信服，千古允当？所以研究历史要突破党派斗争的格局。按照这种格局，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凡是拥护共产党的就是好人，反之就是坏人。但是无数事实证明我们党曾经犯过错误甚至严重的、致命的错误，为什么就反对不得、批评不得呢？只喜欢听“歌德派”，一听批评反对就把人整下去。我看还是象梁漱溟这样的诤友好啊！胡绳晚年还对陈独秀做出了比较公正的评价。周扬的反思，后面还要讲关于人道主义异化等问题，再作简要介绍。陆定一晚年也有反思。他们都体现了知识分子的良知。
我下面谈的若干理论问题的再认识，就是介绍一些这方面的研究动态，进行梳理，和我自己的体会向大家汇报，供大家参考，很可能是片面的，抛砖引玉，以此求教于各位年轻的同志，求教于各位方家，敬请大家批评指正。
下面，我谈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几点再认识：
“十六大” 总结了过去，规划了未来。总结过去是对过去做了认真的反思。是回归马克思主义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强调以人为本，人的全面发展，政治文明，发扬民主等，这是回归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修正马克思主义中一些过时结论，如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我党建党来第一次公开明确表示保护合法的“非劳动收入”等。只有修正马克思主义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要对马克思主义有所创新。恩格斯说：“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来得快”。“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从痛苦的经验中学习。”江泽民曾用唐代大诗人杜牧在《阿房宫赋》中说的“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来促使我们认真反思，总结历史教训。
新中国成立50年的前30年和改革开放的20年，其间的根本变化，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反思，我们所经历过的这段历史到底是怎么回事，从理论到实践确实弄清楚弄明白，这样才叫“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否则，就会扭秧歌前进，甚至还可能走弯道。邓小平说“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改革开放，就是死路一条”，为什么？苏东事件就是一个例子。我们党、我们国家30年严重教训必须搞清楚。邓小平理论、十六大总结的经验教训得来是不容易的，是千百万人的生命换来的教训。苏联解体，东欧变色，社会主义遭受巨大的挫折和失败，这是事实，因此出现了信仰危机，丧失了社会进步的信心，不承认这一点是不行的。马克思主义者若重复旧的教条主义这一套，确实没有多少人想听了。实际上，马克思主义遭到重创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本身，而仅仅是那些不适合现实条件和被歪曲、曲解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义主被教条式的错误理解了。
现在，在多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仍是一股不可轻视的力量，2000年1月，英国广播公司（BBC）推选千年伟大的科学家和思想家，进行为时一个月的网上投票活动，结果，马克思得票最多，被评为千年第一思想家，其次为爱因斯坦、牛顿、达尔文、康德、笛卡儿等。
上个世纪30年代资产主义产生了危机，资产阶级有识之士寻找医治良方，从马克思主义中找到了。相反，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却对资本主义好的东西不屑一顾。马克思当年对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和根本病害不仅诊断也有针对性的处方。“高额累进所得税制”，“高额累进遗产税制”和“社会失业保障制度”，就是针对资本主义提出内科疗法的处方。
凯恩斯的“政府干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理论和主张，被富兰克林·罗斯福所采纳，实行“新政”，当时受到垄断家族财团的强烈反对和攻击，公开称罗斯福为“赤色总统”、“共产主义的代理人”。时至今日，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不仅北美，还包括北欧、西欧、大洋州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因为后者纷纷效仿，或者后者本身就是社会民主党长期执政，实行马克思主义的“三良方”。
资本主义国家不仅生产更加高度社会化，而且各个著名的垄断家族财团从美国的勒克菲勒到德国的西门子纷纷历史性地萎缩消失了。在美国２.７５亿的人口中有６０％均为持股的股民，这实际上的含义是：除去非成年人口外，几乎所有社会社会成员人人持股。所以，当今的资本主义不仅远离了“垂死”的迹象，却大范围、大面积地出现了社会主义因素的成长。《中国改革报》９月２９日现代经济周刊刊登吴言风的文章介绍：每年一度的“马克思主义论坛年会”，在伦敦闭幕，与会者达到５０００人，论坛组织者认为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仍在影响西方。欧美发达国家至少从社会主义那里获得了4种有益成份。
1.对经济实行有目的的计划管理和国家调剂，认为市场万能不过是一种神话；
2.国民收入的再分配，考虑了社会福利的需要；
3.建立在部分经济职能合作化基础上个人经营活动。例如农 场主贷款合作机制、销售合作组织、技术服务合作组织等；
4.出现了建立在不同形式基础上的劳动集体组织。
这些说明资本主义“神圣的东西”——私有制本身也在发生某些变化。劳动集体所有制的社会经济成份，产生于20世纪中叶，目前已在发达国家的国民经济中，平均约占10％。国有制形式包括联合所有制，约占国民经济的30～60％。今年8月底公布的一项民意测验表明：目前在工党执政的英国，有2/3的英国成年人包括1/2的“中产阶级”声称自己属于工人阶级，并“为之自豪”。所以由此看来，现代资本主义体系看似稳固，其内部分化倾向日益明显，否定资本主义因素日益增多。
可见社会主义在东方遭受挫折的同时，在西方却表现出生机勃勃的活力，在这方面可以肯定说社会主义思想至今并未过时。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遭受挫折，不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本身，而是不适应现实条件和被歪曲、曲解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被教条式的错误地理解了。
在第二次产业革命（就是电气化时代，以1879年爱迪生等发明电灯为标志。）开始4年之后，马克思于1883年逝世了。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是工业革命初期阶段，资本主义社会剥削还带有某些原始性质，虽然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迅速，超过以往任何社会，但其实际水平很低。日共领导人之一不破哲三写的《科学社会主义研究》一书其中提供了一个资料：说马克思活动的19世纪中叶，当时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英、法、德、美四国生铁的年产量合起来不过824万吨，这是1866年。当然，这个材料确否待查。现在就我国是1亿1千万吨钢。它向我们说明就当时的社会生产力而言，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还远未具备。马克思的看法是：根据资本主义的某些特点，如生产的不断变革，社会关系不停地动荡，资本主义剥削异常残酷，阶级斗争空前激烈，尤其是周期性的危机一次接着一次等，这一切极容易使人感到资本主义制度仿佛已经走到了尽头。尤其1848的法国革命和1871年的巴黎公社助长了革命者的盲目乐观情绪。只是到了1873年，世界经济危机发生，马克思的头脑才开始冷静下来，那时，马克思刚写完《资本论》第二卷，并准备出版，危机一发生，他立刻意识到世界资本主义正在展现它的新面貌，新的情况正在发生。马克思特别注意到资本主义每度过一次经济危机，其劳动生产率不仅没有降低，反而提高了，这就动摇了马克思原来认为“危机将产生革命”的看法。为此，马克思认为必须对资本主义进行重新认识，毅然决定停止《资本论》第二卷的出版。《资本论》第2、3卷是恩格斯、考茨基根据马克思遗留下来的草稿整理出版的。所以严格地说，马克思本人只对《资本论》第1卷（1867年出版）负责。《资本论》无疑是马克思超越前人的卓越贡献，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本身的分析至今没有人能超过，所以，《资本论》一书在全世界仍享有很高的声誉。但若认为一部《资本论》已把资本主义的全部过程都看透了，这就是极大的误解，而这也可以说是教条主义的根源之一。
19世纪八、九十年代直到20世纪初期，世界资本主义又经历了一个平稳发展时期。到了90年代（1895年），那时马克思已经不在了，恩格斯对于他们急于事功的缺点做了坦率的自述批评。恩格斯说：“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个幻想”，并分析说：“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情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经济“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而工人阶级自身还没有成熟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并进行政治统治的程度。”
马克思还全盘否定了市场经济，主张消灭私有制，代之以全民所有制，消灭商品和货币，而代之以全盘的计划经济，领取消费品。可见，马克思当时的社会主义理论就包含着一些理想（推理推出来的）、空想和幻想。
所以马克思的话不是句句是真理，更不是句句是绝对真理。有一些当时是真理，事过境迁就过时了。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工业革命的初期，现在是后工业化时代，是信息时代、知识经济时代，有些当时适用的话现在不适用了，过时了。
有的学者，比如吴江认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马恩阶段，社会主义理论中有一些空想的成份。第二阶段，是从十月革命开始一直延续到前苏联崩溃，即列宁、斯大林时期，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实践以失败而告终。毛泽东搞的社会主义在经济方面（而这是基础啊）达到了崩溃的边缘。第三阶段是邓小平时代，邓小平认为：过去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没搞清楚，这是对过去两个阶段的科学总结。只有在这个第三阶段，才算解决了其中一些重大问题：提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而且这个阶段还是相当长的；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提出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即民主政治。邓小平在1980年8月18日《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李锐在十六大发言中说：“遗憾的是这个报告被某些领导同志所阻，束之高阁，邓自己也未能认真实践，给历史留下了遗憾”。据我了解，所谓这个报告被某些领导同志所阻，这个人就是胡乔木。2000年12月3日，江泽民同８个大学时期的老同学座谈，听取大家的意见，同学们提出：毛泽东实现了翻天覆地，邓小平实现了欢天喜地，希望江泽民能实现改天换地，也就是实现民主宪政。江泽民肯定这一意见。但是他这一届也没有实现这一目标。
从社会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发展可以看到，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仍然是一个过程，它要由历史来完成，今天找到无产阶级作为变革的力量，已不能看作是区别空想与科学的唯一标准了。
下面我谈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著作的一些错误：
革命领导是人不是神（世界上也没有神），人必然要受到条件的限制。恩格斯说有三条：历史时代，知识经验，思维能力。李锐在党的十五大发言中说应当加一条：“个人品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和我们党的历史证明：所以犯错误，总的说来，一个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一些错误的东西接受了，甚至还加以发展了，向错误的方向发展了。另外一个方面，对马克思、恩格斯一些正确的东西，却加以否定。我下面打算这么讲，一个先按人分开来讲：
1. 马恩在《共产党宣言》及其他方面的一些错误的或过时内容；
2. 列宁《帝国主义论》及其它方面的一些错误内容；
3. 毛泽东：《矛盾论》（含“一分为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还有自力更生方面的一些错误；还有毛泽东的民粹主义色彩；还有农民战争是推进我国历史的前进唯一动力等。
然后，按专题综合起来谈：
1.马列的国家学说应予以修正；
2.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包括我国一度将知识分子作为专政对象。这一方面还要讲，在拨乱反正以前，知识分子的6种社会桎梏：唯成份论；皮毛论；结合论；政治运动加思想改造；文字狱；折磨论。
3.不断革命的问题；
4.以俄为师，全盘苏化。这里面包括高校院系调整问题，农业合作化问题；
5.关于突破标准答案问题；
6.反对现代修正主义问题；
7.毛泽东其他文章的错误。
以上是对马、恩错误的东西接受了并加以发展；另外马、恩正确的理论却加以否定，如自由和民主。还有一点毛泽东事业与他的性格不无关系。
一、马、恩的一些过时的或错误的东西
（一） 马、恩的《共产党宣言》是一部杰出、伟大的历史文献，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宣言》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长期以来被认定为共产党人和工人阶级的“圣经”。直到1872年，即巴黎公社失败后，马恩仍认为宣言所发挥的一般基本原理，还是完全正确的，只是所提出的一些革命措施或意见已经不适用，或者说“过时”了。直到19世纪末，恩格斯又提出“不宜普遍使用‘共产主义’一词”，只是他的意见，未引起重视。现在看来，《宣言》中的有一些“基本原理”不能说“还是完全正确”的。《宣言》在科学判断历史方位方面作得不是很好，有“左”的、急躁冒进倾向。如：“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作法却与这句话背道而驰，对着干的。私有制和剥削在发展生产力方面，在历史上有进步意义。我们最终目的是要消灭私有制，那是在生产力极大提高以后，不能在任何阶段，主观上想消灭就可以消灭私有制的。
还有：“到目前为止，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是《宣言》提出的名言。这句话，在1883年德文版的序言中前面加了一个括弧，里面的文字是：“从原始公社解体以来”。1888年恩格斯在英文版上加注“确切地说，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早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初，李大钊在1919年所写的一篇文章中就指出，马克思阶级斗争理论，即“从来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即阶级竞争是历史的终极法则。造成历史的就是阶级竞争”，是同他的唯物史观（即确认历史的“原动力为生产力”）是有矛盾的，即“唯物史观与阶级竞争说的矛盾冲突。”李大钊是正确的。所以吴江说：“本来作为历史原动力的生产力论、阶级斗争论都是唯物史观中的要义，它们都包含在唯物史观之中”。如果按唯物史观来表述历史，我想应该是这两句话：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生产发展和生产方式演进的历史，而在社会划分为阶级之后，同时又是不同阶级之间、不同利益集团之间斗争的历史。这就是说：应该说发展生产力是第一位的，搞阶级斗争是为了扫除发展生产力的障碍。
还有一句话：“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发展过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传统观念中有好的东西要继承怎么能彻底决裂呢？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不是传统观念吗？只能扬弃不能彻底决裂。文化大革命中，这句话喊得很响亮，后果严重，一批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被消灭了，民族道德全面堕落，道德危机，精神危机，这一切的产生，这句话起了非常重要作用。文化大革命在经济方面的损失可以在较短时间解决，而在精神方面的损失，可能在几百年也难以完全解决的。
《共产党宣言》还有一句话“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阶级之间除了斗争以外，还有阶级转变（无产阶级向有产阶级的转变）和阶级合作（如一国两制就是阶级合作）。战胜资产阶级并不一定要用让他发抖的方法，不战而胜、兵不血刃、不战而屈人之兵那不更好吗？我们在解放战争期间， 除天津方式外，还有北平、绥远方式。兵临城下，迫使敌人缴械投降。成都武候祠，有一幅有名的比较长的对联，就是攻心联，有一句话：“从古知兵非好战”，意思是自古以来深知用兵之道的军事家并不喜欢以武力解决问题。我们对港澳，假使不采取和平方式，一国两制方式，要采取让资产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的方式，那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那资产阶级甚至中产阶级就跑了，那香港就变成死港、臭港。台湾，我们采取一国两制的办法，采取和平方式解决，假如采取让它发抖的办法，那它干吗？
5.《共产党宣言》中还有一句话，“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后来恩格斯晚年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新策略，即合法斗争，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有两种策略，即暴力和和平。恩格斯晚年指出：“如果旧的东西足够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就和平地代替；如果旧的东西抗拒这种必然性，那就通过暴力来代替。”所以和平的方式就是议会斗争夺取政权，如尼泊尔共产党和摩尔多瓦共产党。我们党和毛泽东长期坚持暴力革命是唯一道路，是普遍真理。把和平过渡斥为修正主义。
（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马、恩认为在市场经济社会，剥削来源于剩余价值的生产。剩余价值就是由雇佣工人创造的超过劳动价值的那部分价值。这一理论对认识剥削有积极的一面，马克思的失误是忽视了资本家的经营管理等复杂劳动与风险应该得到相应的收入。资本家和私营企业主的收入中应当包含有自己按一般劳动分配的收入（他和工人一样工作）还有复杂劳动分配的收入（他进行的是经营管理决策等复杂劳动），资本收入（他投入资本），风险收入（市场经济的原则是风险与利益对等，他承担了风险，理所应当有较高的收入）。当然也可能含有剥削收入，（也可能没有剥削收入，如果他给工人的工资、福利之和超过全国国企工人的平均工资和福利之和，那么可以基本断定没有剥削）。
十六大精神实行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确定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并且保护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这就冲破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发展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发挥企业的活力，启动民间投资是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中心环节，一旦这一问题得以解决，如城市失业、农村偏枯、居民收入差距过分扩大等长期困扰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对浙江的“民本经济”赞赏有加，认为浙江省从一个人多地少，资源少，国家投入少的小省一跃成为一个经济大省，“民本经济”功不可没。所以十六大是结合了新的条件、新的现象，是科学地理解、善于运用并发展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而且马、恩没有认识到，由于计划经济而导致权力高度集中，所产生的官僚主义，贪污腐败，寻租活动，权力对民众利益的掠夺，这是一种更为严重的剥削。
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也并非在一个问题上前后一贯的，比如：“阶级的划分是以生产的不足为基础的，阶级也必将被现代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所消灭”。这是完全正确的。而我们过去却在宣传这样几句话：“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消灭阶级”；“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斗争的集中表现”。所以我们要善于辨别，善于选择。又如 “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想解放哪些在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孕育着的新的社会因素”。还有一句话：“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他们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胞胎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这是所谓两个“决不会”。这两句话同另外一句话“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话概况起来：消灭私有制”作比较。前两句的经典名言当然是真理，而另外一句：“共产党人一句话就是消灭私有制”从实际上看，这句话是急于求成，“左”的急躁情绪，恨不得将资本主义连根拔掉，这种“左”的急躁情绪不仅反映在《共产党宣言》中，而且更是反映他和恩格斯在１８４８年革命及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制定的过左的策略里，其中包括不断革命的策略。（下面还要单独讲）他的急于求成的情绪还反映在他对拉萨尔主义的《哥达纲领》的批判中。
我们往往不用他正确的话，而用他另外的一些话。这些话在一定场合一定意义上讲，看起来似乎也是对的，如上述“共产党人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所以《共产党宣言》中也有一些恐资病，急于想消灭资产阶级，是用了后面一句话。假如我们用前面两句，就不是立即消灭资产阶级，而是以我为主，资为社用，学资本主义来搞好自己的社会主义。列宁当时想过，但没有做到，如今邓小平做到了。
（三）关于“解放新社会因素”。社会主义因素只有资本主义母体里、母胎里才有，封建社会中是没有的。就此而言，没有资本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这里所说的资产阶级社会中孕育着新的社会因素：除了政治上逐渐成熟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创造的科学民主等文明以外，经济上指的就是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社会化的大生产及社会化大生产的各种科学管理形式。这些东西不是其他社会例如封建社会所能创建的。
二、列宁的一些错误
（一）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俗称《帝国主义论》）错误地估计了革命形势，资本主义最高阶段，最高就是不能发展了嘛。“垂死阶段”，自然就引申出一个结论：帝国主义时代就是世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时代，世界革命的形势已经成熟。而第二国际领导人考茨基等认为世界资本主义还有强大的生命力，金融资本、垄断组织、国家参与等表明资本主义正走向更高的社会化阶段，资本主义将继续发展，而工人阶级因此日益壮大。考茨基对资本主义当时趋势的看法与后来的历史事实基本相符。
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号召交战国的各国工人起来夺取政权，变帝国主义战争为革命战争。当时列宁坚决领导十月革命，与他企图发动世界革命有关，结果只有俄国一国工人成功了。列宁还将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看作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组成部分（若看成同盟军，自然是对的）。历史证明，这是不适当的。二次大战后，有些刚独立的民族国家，不顾自身条件，盲目地采取某些社会主义措施，造成一定损失，即与此有关。
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没有统一战线的意识，唯我独革，几乎与所有社会民主党人为敌，甚至连卢森堡、里卜克内西、倍倍尔、梅林这样的左翼社会民主党人也与之“割袍断义”。
卢森堡说：“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专政，不是共产党或党的领袖专政。”“如果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苏维埃生活就会日益陷于瘫痪。……实际上，是意味着无产阶级政权的变质。这固然是一种专政，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在专政”。列宁斥责卢森堡是飞得很低的鹰，斯大林从1925年便开始批判卢森堡是“右倾机会主义者”。
再说一下考茨基。考茨基是被列宁定为叛徒的。但他的许多观点经历史证明是正确的。考茨基在1927年（那时列宁已逝世了）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一书中说：“一个感到不满的阶级，即使在新的生产关系的存在条件还没有在旧社会胎胞里成熟以前，只要特殊的历史形势给予它实验的力量，它就要进行试验来创造新的、对它更有利的关系。”接着又说：“马克思主义不管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取得了政权，就有责任来检验一下，新社会的条件究竟在旧社会胎胞里已孕育到了什么程度，并以此为根据，为劳动阶级的利益来安排自己的实践。……如果在实验中，新生产关系所赖以存在的条件没有被创造出来，那么，尽管颁布各种法令，尽管采取一切恐怖政策，这种创造新生产关系的尝试终会归于失败”。考茨基说这一番话是苏联初步站住了脚跟后，而苏联当时正在斯大林的错误政策和恐怖政策的阴影的笼罩之下。所以《帝国主义论》在判断历史方位上有重大失误，有“左”的、急躁冒进。邓小平用“和平发展”四个大字就否定了《帝国主义论》中的错误观点。
（二）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中的两句话：“这种学校里（按：指资本主义学校）的每一句话都是根据资产阶级利益捏造出来的。”又说：“我们决不能像旧学校那样用无边无际的、九分无用一分歪曲的知识来充实头脑”。这样就把资产阶级的学校全盘否定，岂非太片面了吗？而且数理化中的种种定义及其各种方程式，以及科学技术中的种种规律，怎能根据资产阶级利益捏造呢？文革中全盘否定教育战线中的成绩，诬之为“黑线专政”，这与列宁上述两句话不无关系。列宁还曾说：“凯恩斯是布尔什维克的死敌”。这是一种“左”的偏见。实际上，这位英国经济学家提出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主义，上面说到了富兰克林·罗斯福“新政”使用凯恩斯主义很有成效。我国这几年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采取的一系列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一整套办法，也是应用它，也取得良好效果。因此它是解决经济问题的一套办法，原本就没有什么阶级属性，并不是资产阶级所专用的。
（注）：这两条是两位老同学说的话，代表了我们的心声。
2002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