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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问题的解答
――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
张 喜 远
前言
李约瑟难题，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还是“为什么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产生？”或者用一种可以不至于丢中国人面子的方式提出来：“中国的技术在世界曾经领先过，可是为什么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关于李约瑟的问题是否是一个问题或者是一个伪问题？这种思考的方式是逃避问题，或者说想避免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或者说回避对“我”自身的缺点的思考，也就是避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这难道不是事实吗？有些人指出，提出这样的问题在于西方中心论。难道有西方的科学和东方的科学之分吗？那种不能用西方的关于科学的标准来衡量科学的产生，或者说我们不用西方的话语而用东方的话语，那么科学应该是什么呢？这样提问的人一定会觉得有东方的经典力学了？我们是否会说，我们不能应用牛顿第二定律，因为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标准，有我们中国的话语，或者用“国情”来回避这个问题。所以，李约瑟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真问题，而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它能够揭示中国传统之中的最阻碍中国发展的那部分存在，也是核心的部分，它不仅没有产生科学，而且也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
简单的技术发明并不需要科学的指导，比如工具的发明；科学并不等同于技术，而且技术的产生并不绝对地以科学为前提，在科学产生之前，也可以有技术的存在，比如在科学产生之前，人们就会制造工具了。而有些高深的技术发明则不能不等待科学的出现，比如核能。所以，中国古代有过好的技术，但是没有科学，这是可能的。
在中国，既然没有产生近代科学，或者更确切地说，在近代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到底原因何在？产生近代科学的西方与中国有什么不同。真正的科学是在近代西方产生的，所以，近代科学的产生也就是科学的产生，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也就是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
历史，到底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这将涉及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到底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现在已经产生了这个结果了，所以，那是必然的，所谓必然就是说，这是一种逻辑的结果，而不仅仅是一种事实或者现象。
现在我们需要证明两个大前提：第一个是：封建专制社会不可能产生自由的创造性的思想。第二个大前提是：科学的产生是以思想的自由为前提的。
对第一个推理的论证，我们需要考察极权专制社会的特点。
对第二个推理的论证，我们需要考察西方近代科学产生的条件。
第一个大前提的论证必然导致这样一个结果：如果自由思想在中国的极权专制社会产生，中国的极权专制社会就会瓦解，可是它并没有瓦解，并且延续几千年，并且越来越巩固了，这样就证明了这个大前提是成立的。
对于第二个大前提的考察，西方的科学的产生都是在社会的自由、开放的条件下，产生了思想的启蒙、自由，从而为科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于是就产生了科学。
一、极权专制社会的特点
近代科学事实上的确没有在中国产生，除了问为什么，我们还要问的是：在一个极权专制的体制下，那能产生什么呢？
李约瑟难题，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还是“为什么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产生？”科学革命与政治革命是两回事，所以中国可以有朝代的更替和政权的更换，但是本质并没有变，即都是极权专制。却没有科学的革命，也就是没有思想的革命，而思想的革命就是思想的原创。科学革命的前提是：思想的革命，或者说思想的创造，而在一个极权社会，是不会有思想的创生的，因为极权统治者控制着人们的“思”。
极权和专制的对立面是自由和民主，所以，只要极权专制存在，自由与民主就不会出现，而科学的产生前提是：思想的启蒙，哲学需要自由的环境，在自由的环境中的自由的大学或者研究机构以及研究机构之中的自由的人。这在专制社会是不会产生的。
第一个演绎推理是：
一切自由的创造性的思想都不可能在一个专制社会中产生
中国近代是一个专制社会
所以，中国近代不可能产生自由的创造性的思想
第二个演绎推理是：
科学的产生是自由的创造性思想的结果
中国近代没有产生过自由的创造性的思想
所以，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
极权专制的目标是：维护专制统治，一切对这个统治不利的因素都不会使之存在，而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是：禁锢与镇压。前者对思想，后者对行为。每个朝代的更替，后一个朝代都吸取前一个朝代灭亡的原因，以便使自己的专制统治比上一个朝代的专制统治更加稳固、长远。极权专制者为的是“长治久安”，即希望这种不平等的安定能够长久的继续下去。
看看，极权专制是怎样消灭思想与言论的。
赢政大帝的手段是粗暴的，他下令焚毁那些使鲁国国君被强迫叩头的儒书（诗书）。超过六十天仍不焚毁的人，处以鲸刑（脸上刺字），罚做苦工。两个人以上谈论儒书的，一律处决。凡认为古代才是好的，现代都是错的--"是古非今"的人，全家斩首。但政府图书馆收藏，供博士们研究的儒书，以及其他学派的著作，跟医药、卜卦、种树的著作，不在焚毁之列。［3］
"翌年又有所谓"坑儒"之事。秦始皇在一般文学之臣以外，也收养了许多占星学家和炼丹的术士，在当日眼光看来，这类人物也算是半吊子的科学家。当中有两人由始皇聘任寻求长生药物，他们没有觅到药物，反而散布流言，指斥始皇性情躁急，不符合长寿的条件。始皇大怒之下令卫士在都城里挨户搜索。上述两个人物迄未寻获，可是被捕者有460人，他们或是与这两人有交往，或是在卖弄相似的方术。最后这400多人全被活埋。"［2］
那么为什么官方要保留一些而不全部焚掉呢？原因是：
"我聘请这么多知识分子，目的在促进永久的和平。他们中间有人建议说可以炼仙丹求仙药，像徐福者流，浪费了无数金钱，结果什么都得不到。而各人之间，你攻击我，我攻击你，不停地互相倾害告密。侯生、卢生，我非常尊重他们，想不到却把罪全推到我一个人身上，用这种荒唐的话诽谤我。"于是下令把首都咸阳（陕西咸阳）所有的高级知识分子都逮捕起来，调查他们平日有没有讽刺皇帝的言论。调查结果，罪状确凿的有四百六十人，给他们的处罚是全部坑杀，像长平战役对付那些赵王国的降卒一样。四百六十人中，依情势判断，应该全体都是道家的方士，但鉴于崇古也是一种罪状，恐怕不可避免的也包括了不少儒家学者。［3］
宰相李斯反驳说："五帝的制度不相重复，三代的制度不相抄袭。各自使用各自的制度，并不是故意反古，而是时代前进，不得不如此。陛下创立大业，所建立的是万世功勋，儒家学者愚陋，对此新的局面，不能领略。淳于越所说的是两千年前三代时代原始社会的事，怎么能够效法？儒家学者不向时代学习，只一心一意崇拜古人，用虚伪的言语打击真实。见到新兴事物，先议论纷纷。坚持现在的制度都没有古代好，扰乱民心。"［3］
也就是说，那些没有焚烧的书和遭到被坑的儒，是为了皇帝家族用的，并且维护他们更好地统治，但这种特权并不属于民间，可是一旦他们能为他们所用，就会具有同样悲惨的命运。那些"扰乱民心"的东西，是不能让他留在世上的。
极权统治，只允许一种意识存在，并且这种意识又在不断地强化，比如董仲舒的“君权神授”以及朱熹的“灭人欲”，都是为统治者辩护或者在意思上对百姓加强驯化的。而中国人长期在这种被统治者知道的所谓文化之中也开始自律了，比如"宁为太平犬，不为战乱人"
的总结，正是对专制文化的习惯与认同。
当极权统治者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的冲突不严重时，统治者开始可能为了调和与被统治者的关系，故意不使矛盾尖锐化，社会就会变现出表面的繁荣，不过，这种暂时的“和解”维持不了多长，一旦出现统治者的利益与普通百姓的利益不再能够调和时，矛盾就会显露到表面，冲突就会发生。但是统治者与被统治的利益本来就是对立的。任何一个朝代取得政权的方式都是通过暴力，而统治的方式也是以暴力为主，于是，暴力成了有效地方法。这不仅仅是官方的有效方法，也是民间的有效的方法，比如家庭暴力。从肉体上消灭，这是极权统治的最后也是最有效地一招。
在极权专制体制下，社会的环境是由统治阶级制造的，虽然社会的大部分人是普通百姓，但是他们是一群被割去了耳朵、蒙住了双眼和封住了嘴巴的一个受统治者摆布的生物而已，没有自我能动性的动物而已。这样的社会是不会产生自由的人，也就不会产生知识份子，也就是不会产生真正的思想家。因为，极权专制统治下的人们，只能以统治者为他们指定的行为规则行事、生活，他们不能跃出统治者为他们规定生活圈子半步，他们不能对此表示反对甚至也不能怀疑，而怀疑是思想产生的萌芽。所谓集权专制，就是不但被统治者的行为受到控制，而且意识也受到洗脑，你的大脑已经不受自己的控制，所有的被统治者得大脑都被一个大脑控制者―――即皇帝的大脑，所有的物质和精神财富都被一小部分人控制，而这一小部分人还要受到一个人的控制，这个人就是皇帝。国事也就是家事，即皇帝的家事，其他人无权过问。
中国几千年的极权专制：严密控制、封闭。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权力的稳固，他们权力的巩固高于一切。不与外界联系，当西方进行了变革，思想解放，科学技术的进步带来了社会的巨大的发展，这并没有给这个封闭的极权社会产生任何影响。没有竞争，于是也就不会有公平的竞争，竞争同样也会对极权专制产生动摇。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只不过是极权专制集团的历史。一切都是为他们存在、产生和发展的。
中国专制统治只需要一种文化，一种思想，因为专制的特点是“统一”，“一致”，不允许有“不同”，更不允许有“反对”。而儒家学说，经过了各朝各代的不断篡改，越来越适合于这种专制统治。
凡是符合或者有利于极权统治的事物，在中国发展的都很好，而其他的，不会动摇极权统治的，统治者也会表现出宽容大度的姿态来对待他们的存在与发展。前者比如，乐器、兵器、建筑等等。或者比如某些使用的发明。
为什么巫术或者所谓的迷信也会被禁止？因为这可能会产生思想或者科学。这同样会动摇统治。西方的思想原有巫术的成分。统治者常常借镇压迷信来镇压所有的自由思想，这常常迷惑了普通百姓。
只要是对统治者的统治动摇的东西，都会被镇压。
中国王朝，把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把自己放在了最高统治者的位置上，即使是西方的那些不收他统治的人，他也要把他说成是在他的统治之下，以欺骗中国的百姓，以使人民不去怀疑他们统治的合法性。中国朝代的更换，从来就是由于活不下去了的时候，这时候也要借天意来说明推翻当下王朝的和理性或者说，建立另外一个王朝的必要性。
如果说，专制统治者为了自己的统治而压制一切自由的力量，那么难道被压制者就甘心地被压制吗？一定也有不甘心的，但是这极少的觉醒者的命运是悲惨的，一切都在官方的掌握之中，包括人民的头脑，官方宣传的生存哲学是“人以食为天”，就是说，人只要吃饱了就行了，你不能有别的想法，官方会用一些方法给你食物，直到某个王朝不能给百姓食物了，百姓才开始起来推翻这个王朝，因为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所以要起来反抗。
也许我们会有这样的疑问，难道专制者不让民间作，民间不可以自行其事吗？看来统治者已经考虑到了这一点，他们有办法控制民间的思想与言论的，司马迁的遭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刘彻既决心屠戮李陵全族，对司马迁赞扬李陵的话，当然使他大为光火，就把司马迁囚入诏狱。法官会审的结果，确定司马迁犯了包庇叛徒的伪证之罪，判处死刑。司马迁的家人为他好不容易借贷到一笔赎金，才减为次一等的腐刑--将生殖器割除。［3］
这样一来，还有敢说出自己的话的人吗？“祸从口出”，甚至是杀身之祸。这就是中国无法产生原创思想的原因。
科学是需要分析的，而专制文化的特点是对大局的认可，而大局是谁来控制的呢？当然是统治者。分析原因对专制统治是不利的，而知道结果就行了，不必分析原因，这可以形成技术即结果而不会产生原因即科学。除了皇帝或者专制统治者，其他人没有权力过问国事，于是也就用不着多操心了，于是分析就是不必要的了。
暴力和谎言，是专制社会的统治的基本工具，谎言与科学不融。谎言，比如历朝历代的皇帝都要经过造神运动，这就是谎言。历朝历代，极权专制者都会对异己进行残酷的镇压，这就是暴力，这都是极权专制社会的专利。于是就根本不会出现西方所创立的实验哲学。
科学是一个需要自由运用脑力的活动，而极权专制社会是不允许自由的运用自己的脑力的，因为他们是需要控制人的思想的，以便能够是专制统治稳固。对人的思想控制，可以使统治者付出的代价最小，因为暴力总比思想控制付出的代价要高。思想控制是以预防为主，而暴力是以肉体摧残为主。当然肉体的摧残的同时也带来了精神的上的摧残，可以达到一箭双雕的效果。
科学思想之所以多次以至于到现在仍没有在中国扎下根，就是因为统治者的干预，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遭遇，并不是因为中国的“愚民”，而是中国的专制极权的暴政。对待西方传教士的态度，是官方背后策划的结果，因为他们所宣传的思想是会影响专制统治的，这就是传教士的有那样悲惨命运的原因。任何想把西方思想传入中国的做法，都会遭到专制统治者的反对，最后是通过各种方式压制甚至镇压下去。
排除异己，不仅是专制的基本统治思想，而且也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排除异己是王朝稳固的有效办法，只要不跟自己一样的，就要消灭。最后，甚至西方人用火药发明了火枪来攻打中国，他们也会因为这本来就是中国人发明的火药只是被西方应用了，也会大为排斥，排外就是排除异己的一种不同的方式而已。
中国百姓总是在吃不上饭的时候，才反抗，而反抗的目的是：能够有碗饭吃。于是第二个来统治他的人可以暂时提供百姓能够吃饭的环境，用不了多久，统治者就会控制不住自己，甚至刚刚推翻上一个不能提供百姓饭吃的极权统治，就开始了另一个不能提供饭吃的极权统治，由于这个新的极权的坚固，以及人民还没有看透它的实质，从而还能继续统治一个阶段。中国历朝历代的更替，都是为了一个饭吃，至少这是老百姓的意愿。可是每一个建立起来的朝代又不能长久地提供这样一个社会环境，于是，就有了朝代的更替。他们从来就没有提出要自由的口号或者自由的要求，也没想到人人平等。百姓也认为自己的饭是皇上给的，一旦某个朝代不能使百姓吃饱饭了，那么改朝换代的时候就到来了，能够给百姓以生存的基础的，就成了另一个政权合法的基础了。普通百姓不断地找可以效忠的对象，这个效忠对象被认为是能够提供生存的基础，而实际上也不缺少这个效忠的对象，他们从来就没有把自己的价值放到人的位置上。他们不曾为思想而反抗过。于是，就不可能产生自由的思想的环境。
人类社会，有什么理想的事物不是通过争取而得来的呢？
在西方，也有对“异端”思想的镇压，但是镇压的理由不同或者说，他们因该所命镇压的理由，一旦这种理由不成立了，它就的力量就开始削弱了，从而“异端”就可以立足了，而极权统治对“异端”的镇压是一种不可反驳的理由，或者说没有理由，他们要的是结果，这个结果就是维护他们的专制统治，于是不会给出理由的。
科举制度不是集中选拔人才，而是选拔更确切的说是筛选那些维护专制统治的“人才”。
中国文化，能吃饱饭，还管那么多无用的事情干什么？科学似乎就在这无用的东西之列。
不知道西方是否过年过节也要放鞭炮？但我想他们不单单是把火药用于过年过节放鞭炮。中国人为什么过年过节要放鞭炮呢？一个是老百姓向统治者献媚，另一个是统治者为了让老百姓高兴，以便对统治者有个好感。中国古代的迷信，与统治者对老百姓宣传是分不开的，他们希望老百姓相信这种迷信，因为皇帝就是一种迷信的产物，如果你想让老百姓服从皇帝的统治，就要制造“皇帝”这种迷信。比如《易经》就是一本神话似的书，可是被认为是什么最高，现在还在研究，但是就是没有什么结果。越是没有结果，就越是觉得深奥，就越是研究，由于无法证实，所以官方随时都可以收回对它的解释权。
极权专制的暴力镇压，不仅镇压了反对力量，而且也镇压了自由的思想，从而也就镇压了科学的产生。镇压是不需要理由的，如果你硬要一个理由，那就是“欺君”之罪，朕即理由。也就是完全失去理性的，没有讨论，也没有辩论，更不允许反驳。而这恰恰是思想于科学的方法。
洛克就指出过，革命推翻的是一个暴君，但是换来的是一个更残酷的暴君，这就是中国人几千年走不出专制极权的原因。可是人们为什么不去反思呢？因为，极权专制统治没有知识份子，更没有怀疑，也就没有反思的自由的头脑。
二、西方科学产生时的社会特点
是思想的自由，而不是商业的发展，才是科学的主要动力，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标志着近代科学诞生的第一本著作《天体运行论》的产生，是否是由于商业的发展呢？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是，我们并没有看到经济增长率高的国家或地区，科学也随着发展到与经济一样的水平。谁知道粒子物理的发展会给我们带来什么经济利益呢？但是它并没有影响人们的探索。
只要考察一下科学产生的环境就会明白这一点。思想的活跃在西方的一次产生是古希腊的民主体制。第二次经历的中世纪的宗教压迫之后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之后便产生了近代科学。在中国，最为辉煌的时期是春秋战国时期，是一种分制的自由，所以中国的所有的思想的产生都产生于这个时期，如果你想了解中国的思想，那么就了解秦始皇之前的就行了，其他的可以不必去管，因为封建社会什么也没有产生，封建社会的所谓的文化人，只不过是在那个权力的指挥下，为那个权力辩护的官吏而已。可以说，有了秦始皇，中国的知识分子就绝迹了，或者叫做断层，一直到现在，至少是在官方控制的机构之中不存在知识份子。我们在等待知识份子的产生，那也就意味着我们在等待自由的到来。没有知识分子，何以产生科学以及思想呢？
西方为什么没有像中国那样，有如此长期的专制，这也许可以追溯到西方文化的来源。它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从它产生的开始就是如此。中国，从我们可以由史可查的第一个专制王朝――秦朝的建立，就是一个极权和封闭的系统，人们从来没有想到过另一种社会的模式。如果说，初始条件是一个偶然，就象宇宙的创生，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了。
思想的多元化，必定造成人的利益的多元化；他们每个人的利益，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在相互对抗着，没有任何一方可以彻底地消灭对方，这说明他们还是具有理性的，对反对派还有容忍的态度，他们的神、人是分开的。而中国的人神集于一身的是“天子”，而“天子”只能有一个，这个“天子”就是唯一正统，不允许有第二。其他人一无所有，包括思想的权力。
西方的文化的分立或者分化，不仅是权力的分化而且也给分析方的建立提供了契机。
西方的科学的建立与发展，都有着强烈的创新特征，无论是哥白尼、伽利略还是牛顿，他们同时是破坏者又是建立者。而专制统治体系，是不允许破坏的，破坏意味着不稳定―――即对他们统治会造成动摇―――所以，任何形式的破坏与建立，都被认为是极权统治的大敌，是会被坚决镇压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把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他们对那些能够导致“不稳定”的因素十分敏感。中国专制统治的特点是，一切都是为了权力的稳固与长久。西方的反对派可以流亡，这是保护反对派的方法，它不像中国极权专制，它还是个封闭的，反对派只有一条出路：被处死。他们无法流亡。
科学首先是从哲学中脱胎而来的，而哲学思想的创立本身就毕竟是多元化的，因为没有任何一种哲学能够自圆其说，而它的基础就自由的环境。打破封锁―――自由环境―――哲学思想的创立―――自然科学的产生。
真正的思想首先产生于怀疑。
近代科学的产生，实际上也就是科学的产生，而科学产生之前，人们并不知道它有多大的用途，于是，一项人们还不知道有多大用途的事物的产生，一定是在一个自由而开放的环境中才能出现，无论人们认为有用的还是没有用的，都可以产生，那种“社会的需要才能够产生的”的论断，并不能解释许多新鲜事物为什么产生的原因，更无法解释思想产生的原因。所以，自由与开放的社会是自由创造的前提。在这种前提下，带有思想性的事物才会出现。那么为什么技术能够在中国产生呢？甚至是重要的技术？我们看到，虽然某些特殊的技术可以在中国产生，比如火药、指南针等等，它是由于需要，它的产生并不需要一个自由开放的环境，因为它不需要某种思想来支配，技术的产生甚至对极权统治有利，所以统治者不会限制技术的发明。而科学则是靠思想来支配的，是一种系统化的体系，思想的活跃也必然促使一个开放的而自由的社会，所产生的各种思想和思潮，就不可避免地产生对专制统治不利的思想。自由思想的产生意味着分裂、瓦解，因为既然是自由的，就不是单一的，就会有相互矛盾的思想同时出现。
近代科学是文艺复兴这个自由思想的雨后的春笋。正如W·C
丹皮尔所言：“一个新的文明需从混乱中演化出来，具有一定理想和明确特性的民族必须从信奉一个大一统主义的腐败帝国的多种多样的种族中发展出来；而这些民族也必须先在社会秩序的改造以及文化特质的判定和专业化方面有很大的进展，然后才能成为新的科学和科学哲学萌芽和成长的温床。”［1］
实际上，自由思想始终在西方有史以来就是存在的，近代科学的产生在于在各在各种方法中找到科学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实验的方法与证明的方法。
西方社会始终是个开放的社会，它不仅吸收了希腊的哲学，而且还与阿拉伯文化等互相影响，并且始终交流着。这就是不容易产生一元化的长期统治，更不可能有专制的长期存在。西方的纷争也是存在的，甚至也有血腥与暴力，比如布鲁诺的遭遇，但是他们仍然没有失去理性，更多的是辩论与反驳，这不仅仅奠定了交流的基础，而且也是辩论双方或者反对者，都能够生存下来，这就是为什么思想在西方没有彻底灭亡的原因，这个传统是古希腊传下来的，虽然在西方历史上，也许有人要改变，但是事实上没有成功，所以，西方的文化既是经历了中世纪，它仍然可以复兴。人们信仰许多理性的价值观，比如“怀疑是研究的道路”［1］“研究才能达到真理”［1］“要信仰需先了解”［1］等等，这信念在文艺复兴以前，也就是说在近代科学出现以前就已经产生了，或者说，在成果出现前，工具就已经制造好了，这工具就是思想的方法，而社会必须给出思想的环境。即使在“黑暗”的中世纪，也并不是由于拒绝发展，而是走了弯路，他们也不断地在辩论，思考。近代科学是从怀疑也就是从思考中产生的，文艺复兴时期就已经是遍地开花了，而文艺复兴的先驱罗吉尔·培根的功绩在于提出了实验的方法，而另两位先驱邓·斯各脱和维廉·奥卡姆提出了无法用逻辑的方法证明宗教的学说。于是当后来哥白尼、伽利略等应用这些方去解决自然和宇宙问题时，就产生了科学。
李约瑟："以我多年读书的经验，深觉得欧洲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资本主义的形成和现代科技的发展，是一种'成套'的（Package）事迹，一有都有，四件事前后发生，彼此关联。"［2］
李约瑟教授的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有一种东西，它可以产生所有的人类社会的所需，包括宗教、哲学、文学、社会制度和科学技术等等，也就是说，产生科学的条件也是产生宗教的、哲学的和文学的等等条件，这个条件就是自由而开放的社会，人们运用理性的工具来产生人类社会生活所需的精神产品，一旦那个条件被破坏了，所有的这些都不会出现，就象中国。
西方社会的发展，同样存在着暴力、争斗和极权，但是，它的确是在发展，我们完全可以说，那是人类社会发展所必须经历的代价，因为人们起初是无知的，那是人们在探索过程之中所付出的代价，可喜的是，他们成功了。这就是东西方的区别。
三、结论
东西方发展的特点是：在西方的自由社会，只要对社会发展有利的，都可以实现；在中国，只要对专制统治有利的，都可以实现。这是中国与西方的根本不同。
弘扬传统文化似乎成了一条古训，也是一条现代中国人的口头禅或者是引以自豪的“爱国”举动，但是并没有多少人去了中国传统文化，从而也就不去问，他到底是什么。
首先是人的解放：深刻批判传统文化，把其中的极权思想彻底根除。
第二是，争取思想的自由和信仰的自由，这是一个原则性的规则。
第三是，采用科学的方法：除非证实了，否则我们就应该怀疑，这就是科学的方法。
如果我们不彻底地跟除专制习俗，我们就不可能有科学的思想，并且我们不仅仅有没有产生近代科学，而且我们也不可能让科学在现在的中国扎根，于是，我们就不可能贡献出爱因斯坦。
那些不从制度上考虑的解决办法，是一种专制下的解决办法，因为在专制制度下所产生的任何问题，又有多少不是它造成的呢？专制有多长久，有多稳固，问题就有多严重。这就像说，一个人呼吸着，但是我们不要谈论空气一样地在回避主要问题。专制统治在制造某种政治空气，而每个生活在这个统治下的人，都要呼吸，这就是本质。不仅仅科学，而且哲学、宗教等等都没有在我们这所谓的“文明古国”产生，我们有什么，只有专制。中国没有科学，何以产生科学精神呢？维护中国传统文化，本质上就是维护专制文化。自由，不是一个空洞概念，他的目的就是使人解放，如果我们把一个人捆起来，然后给他一把工具，他又能做什么呢？科学需要理性，我们对待问题的态度也需要理性，否则我们就会在那个极权加情绪的圈子里绕不出来。
黑格尔说，理性是普遍的，但只有在西方文明中它才得到彻底的发挥。黑格尔说在东方，理性根本上处于沉睡状态；韦伯也说，印度与中国社会，理性化没有达到主宰的地步，所以合理的资本主义发展不起来。
资本主义没有在中国发展起来，就同科学没有在中国发展起来一样，它们所需要的条件是一样的。我们首先需要建立的是民主与自由的条件。
民主与自由承载着我们中国人的多少梦想，因为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我们才能实现我们的梦想。
参考文献：
［1］《科学史》（上、下）［英国］W·C.丹皮尔 李珩 译 张今 校 商务印书馆
［2］《中国大历史》 黄仁宇 三联出版社
［3］《中国人史纲》 柏杨 著 星光出版社
文章来源：近代中国网，发布时间：2004-5-21 8:20:42，
五柳村2004/05/28制作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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