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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与考据
杜 光
关于潘维博士的《民主迷信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的讨论引起了一些反响。这是一件好事。不同观点的交流和讨论，是学术繁荣的必要途径。在过于沉默的学术界，出现争论无疑是值得欢迎的。
Kbiao先生把陶世龙对潘博士的大作的评论，讥为“比数数”，汪卫华先生则以“社会科学研究不同于历史考据”来加以指责。本文就围绕数字与考据这个问题，发表一些看法。
数字是人类文明和一切科学的基础。早在几千年前，穴居野处的先民就知道在避风雨的洞壁上刻一些横纹直划来记数。几千年来，人类的一切进步都是同数字分不开来的。不论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都离不开数；因为没有数就没有比较，无法进行抽象思维，那就什么学术也谈不到。当然，并非每篇科学论文或讨论文章都需要有数字，但有些文章却非数字不能说明问题。潘维博士用来说明专制文明的“绝对的小政府”，就是建立在数字的基础上的。他说：“传统的县比今天至少大一倍，但一个县只有一两个国家付工资的官员”。一倍，一个县，一两个官员，不都是数字吗？K君教训“大概住在北美”的陶世龙“应该知道所谓‘小’政府和‘大’政府的含义”。但是，潘博士在这里谈的恰恰不是北美意义上的小政府，而是以数字为根据的小政府。因此，讨论中国传统政制是不是小政府（这是潘博士用以证明传统制度文明、和谐、宽容的一个重要论据），就不能不举出一些数字，也就是汪卫华先生所不赞成的“历史考据”。
我在《关于中国古代县政府的一些资料》里，提供了史书上的一些数字，就潘博士的论点，作一些考证。资料表明，传统的县是依户数多少来划分的，大的县有上万几千户，，小的县甚至只有几百户，还不如今天的乡镇大。这说明潘博士说的“传统的县比今天至少大一倍”的说法是不确切的。资料还根据《晋书》和《唐书》的《职官志》的记载，介绍不同规模的县政府的官吏的编制，每县多则一百多人，少则二十几人、四十几人，证明“国家付工资”的官吏，一个县绝不只是一两个。这些事实，只有查考古代史书，找出数字，才能取得正确答案。这里用得着陶世龙先生的话：“不数数行吗？”或者，用同样格式的话来回答汪卫华先生：“不考据行吗？”
汪卫华先生不赞成社会科学研究中进行历史考据，但又提倡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殊不知这正是胡适对清儒治学方法即考据的概括。他在《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一文的结论部分说：“他们用的方法，总括起来只是两点：（1）大胆的假设，（2）小心的求证。假设不大胆不能有所发明。证据不充足，不能使人信仰。”并且指出：假设就是归纳法，求证就是演绎法。这种研究方法，实际上就是他一年多前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中概括的研究过程三部曲：第一步是研究问题的种种方面和种种事实；第二步是提出各种解决办法；第三步是从中找出较好的解决方法。这就是实验主义的方法，它与考据的方法是一致的。陈垣先生曾指出：“欲实事求是，非考证不可。”考证或考据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一种基本方法。潘博士讲演中关于我国古代县政府的判断，显然缺乏必要的考证功夫。而为了纠正这个错误，就非考证（也就是K君说的“比数数”）不可。
在“数字和考据”这个话题下，顺便还可以澄清一个说法。有些文章引用1989年某部高官透露的数字，说“汉朝八千人养一个官员，唐朝三千人养一个官员，清朝一千人养一个官员，而现在四十人养一个公务员。”应当肯定，为了说明我国目前机构膨胀、冗员过多，因而急需改革，引用古代官民比例是十分必要的，但不能脱离事实。拿汉朝来说，两汉以西汉平帝时人口最多，达59，594，978人，将近六千万（见《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页）。官员有多少呢？具体数字恐很难查考了，就县级政府官员来看，据《汉书百官表》，平帝时有县道国邑1587个（列侯所食县曰国，太后、皇后、公主所食县曰邑，有蛮夷曰道），县下有乡6623个。每县的官吏数，据钱穆先生说，“一个县政府，也往往有属吏几百人的大规模。”（《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22页）但是，那指的是大县，小县呢？不清楚。我们姑且取一个大体上偏低的平均数，假如每个县道国邑设置官吏佐使七十人，则应有官吏十一万余人；每乡设置三人（三老啬夫游徼），应有乡官近二万人。县乡合计十三万余人，与六千万人口相比，大体上是四百二十人养一个官吏，如果再加上庞大的中央政府和十三个州、一百零三个郡的官僚机构的官吏，养一个官吏的老百姓恐怕远远不到四百人，这同所谓八千人养一个官的比例相差二十倍。
算了那么些数，意在说明写文章运用数据要有一个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数字体现的是量，而一定的量则反映事物的性质。写文章论证问题都有一个定性定量的问题，数字如果不准确，就不可能对事物作出正确的判断。我们只能依照一定的数据来判断事物的性质，却不应捏造数据来印证主观的判断。汉朝如果真的是八千人养一个官吏的话，那么全国就只有七千五百个官吏，每个州郡县乡配一个官吏都不够。按照潘博士的逻辑，这应该是“绝对的小政府”了吧，但这不是事实。为了衬托今天的机构庞大、官员太多的积弊，而把古代的专制政府描绘成机构精简、官吏很少的“小政府”，这无论如何不是一种严肃的科学态度。任何专制制度下的政府都不可能是小政府，因为它需要庞大的官僚机构来维持它的专制统治，这也是专制政府必然要产生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据《唐书宪宗纪》记载，元和六年中书门下奏事中有言：“官省则事省，事省则人清；官烦则事烦，事烦则人浊。”这话很有道理。越是机构膨胀、冗员繁多，政府就越是腐败，越是接近灭亡。历史上凡是亡国之君的时代，总是机构臃肿、吏治腐败，最突出的大概要算三国后期的吴蜀两国。据〈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注引〈晋阳秋〉，孙皓降晋时，有“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这就是说，要七十二人养一个官吏，如果加上士兵的话，就是不到九个人养一个官或兵。蜀国就更惊人了，据〈三国志蜀书后主传〉注，刘禅降魏时上送〈士民簿〉，计有“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算起来是二十三个半人养一个官，加上士兵，便是六个半人养一个官或兵。要养那么多官和兵，人民岂堪负担，这样的国家，不亡才怪！
2004．2．22．
五柳村2004/02/28收到并制作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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