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卫华先生就《质疑潘维博士》来信
五柳村编者按：住在上海的汪卫华先生来信，为他的恩师潘维博士在五柳村中受到的质疑辩解，值得欢迎，因为学术需要有不同意见的交锋才有活力，才能得到发展，我以为现在缺乏这个风气。 故将全文发在这里，供大家研究。不过由于五柳村中向潘博士质疑、商榷的文章，都是针对潘博士的著作而发，汪先生终究不能代替潘博士本人。因此编者不就汪先生的来信发表意见。只是将其中几个并非学术本身的问题说明一下：
1、汪先生说：“三篇质疑文章不但没有言及潘先生立论的“硬核”（世龙先生应该很清楚Lakatos此语的含义），相反有些跑题，或者“转移斗争矛头”的意味了吧？”
答：我的质疑并非就潘博士整个立论作出评论，而是对潘博士作为立论基础的事实，选出问题明显的三条作出考订和纠正，以见一斑。至于“硬核”，我想杜光学长的文章已经触及，请去一读。
我认为批评可以各有重点，这也不是什么政治斗争，无所谓“转移斗争矛头”。先生要这样认识，自便。还说一点，先生承认潘博士引用材料有疏失，但以“社会科学研究不同于历史考据”来辩解，难道社会科学研究就可以就不顾事实吗？当然现在也有一种主张，不可以将科学方法用于研究社会，照此原则，考据事实之真实，自无必要，但这岂不是成了可以臆想瞎说了吗？ 实不敢苟同，故写了这三篇文章，仅属考订性质。至于潘先生的文章，引用广博，我无力替他一一核对，仅剖析此三例以见一斑。潘先生的立论，自相矛盾之处甚多，我也不准备去梳理。如有网友感兴趣，可自去研究。
2、汪先生说：先生看到的那篇北大演讲，在现场问答之时，就有一位年约不惑的“北大边缘人”怒气冲冲指斥潘先生“毒害青少年”！而潘先生的回答则是：在当下的北大，若多些他这样的人毒害青少年，青年们也就成熟了。“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道理似乎不必加上什么自由主义的帽子就能为世龙先生体察吧，既然如此，先生又何必如此着急“清污”呢？
答：潘先生是不是在毒害青少年，见仁见智，各有看法，是正常现象。能当场提出，正可使听众不致偏听偏信，难道只许潘博士在那里讲，不允许不同的意见讲出来，反而倒是“兼听”了麽！至于“清污”，是个政治行为， 与学术讨论不可同日而语，这是常识。如想用你这是“清污”来抵制批评，对学术的发展，以及对潘博士本人都没有什么好处，而且也是阻挡不了的。
3、北大之传统固讲求民主与科学，然余以为北大之所以为北大，并非天安门前、赵家楼下所能尽意，仍赖先校长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之主张，及胡适之先生“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之学风。
答：民主就是火烧赵家楼麽？说得严重一点，您这是对民主也是对北大的污蔑。而且这是今天中国呼吁民主的人们的主张麽？您可以看一看，在五柳村中新发的胡绩伟先生和早先发的朱厚泽先生 的文章，都清楚地表达了希望通过民主来解决当前中国尖锐的社会矛盾，勿使造成冲突的愿望。从这里看来，倒会让人怀疑，您所作的暗示是想来个“清污”，为您的恩师扫清道路 麽？
引出胡适之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很好，但是潘博士的假设够大胆了，他的求证小心了吗？而且按照您的说法，社会科学与历史考据不同，求证都不需要了。您们这是那一家的学风呢！
4、先生可以指责潘老师论据不够精细，注释不够详尽，但“无知”一语似乎过了。
不错，可能有点过了，但我这是因为潘博士说了：“国人对中华政治文明多持否定立场。认为是“封建”腐朽的。只会抽象承认“中华文明伟大”，却具体指责中国政治制度野蛮。这不仅讲不通，而且是因为对历史的无知（见潘维：民主迷信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二．中华政治文明的底蕴）故相应以“无知”应之而已。
姑无论潘博士综合出来“国人”的看法，是不是对13亿人作过调查，反正他这“国人”是指的一大片，我则仅针对他本人，这就不算过了。而且我以为潘博士确实值得警惕自己的无知，沈时全 学长《读潘维、金文明和陈桂棣、春桃想到学风》中说的：“不客气说，潘维那本书就是少了点现状，少了点国情”。值得重视。
下面是汪卫华先生的来信
世龙先生：
晚辈素慕先生大名，于《五柳村》上亦受教颇多，深为感佩。近日在网上接连拜读先生对潘维老师著作观点批驳专文，因潘先生系本人授业恩师，对其观点思路，自恃还有几分了解，故不揣冒昧，为之一辩，尚请世龙先生多多指正。
首先，世龙先生所举史实一节，的确为潘先生文章立论之中不甚细致之处。以“永不加（田）赋”一例论，数年前在潘先生课下我即曾指出如考虑到晚清时代银价变化的因素，恐怕此例有失妥当。记得潘先生当时亦承认此种可能。但他认为政治学毕竟不同于考据之学，引述历史无非是为了说明差别，如若把传统中国御民之道与欧西封建时代相比，两种政治传统的差别显而易见。如若联系到1949年之后的情形，以先生之博闻，自然懂得“剪刀差”一词所指者何；也不难了解当下中央又出台一份一号文件所为何事。如果不纠缠于寻章摘句，抑或“羊毛出在羊身上”式的“归根结底”逻辑，站在“大历史”的观点，恐怕先生可以同意有清一代农民负担总体上低于欧西封建时代，也低于明朝和李昌平、于建嵘笔下的当下中国某些地方吧？仍以此例论，我还可以说，先生的考据也并非就是本来面目，先生的解说也多所偏颇。实事求是的说，尽管先生素来讲求科学态度，但历史观上仍旧跳不出郭沫若、范文澜的思维理路，且不谈像钱宾四、吕思勉诸位先贤在上世纪20、30年代已经在他们的著作中有另一种历史叙述可资参考，就算是当下国内史界，也对十七世纪以来的国史有更多持平之论。如先生愿继续深究下去，不妨参考上海师大周育民先生《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一书。本人前年曾粗略翻阅一过，方知田赋一项不仅的确没有太大变化，而且除了太平天国前后一段时间之外，连银价的影响都不大。至于“厘金”一项，先生如若不坚持“羊毛出在羊身上”“深挖阶级斗争根源”的逻辑，恐怕也会修正自己的观点。
如上种种，无非想说明社会科学研究不同于历史考据，先生可以指责潘老师论据不够精细，注释不够详尽，但“无知”一语似乎过了。稍对历史有兴趣的人都晓得“还历史本来面目”几乎是不可能的，究其原因，无非因为历史学属于人文一类，绕不开先入之见以及个人不同的价值观念。先生以为您与陈永贵、吴仁宝、杨小凯、鲁礼安、冯天艾等等对那二十余年的历史——哪怕是一个具体的事件——会有一个完全一致的看法么？就此而言，似乎先生三篇质疑文章不但没有言及潘先生立论的“硬核”（世龙先生应该很清楚Lakatos此语的含义），相反有些跑题，或者“转移斗争矛头”的意味了吧？
就史言史，以我对潘先生的了解，他的确不算专家。但一方面他对像秦晖教授这样历史功底深厚但观点相左的学者礼敬有加，另方面他也坚持认为社会科学（具体说是比较政治学）的研究中使用历史材料不可能、也不必要下乾嘉考据的功夫。术业有专攻，想来先生也能同意。潘先生绝非吹鼓手或帮闲之流，行文立论也不会如陈伯达、姚文元辈任意剪裁历史。如若世龙先生有闲暇，不妨将钱宾四先生《国史大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等著和吕思勉先生《中国通史》、《中国制度史》以及华东师大王家范先生的大作翻检一过。如海外不易弄到这些，则杨联升、陈荣捷、黄仁宇乃至黄宗智、王国斌等人的作品均可参考。若先生不囿于鲁、郭、范等先贤的成见，自然可知潘先生那些“无知”之处并非空穴来风，更不是“遗老遗少”的胡言乱语。无论古人讲的“史识”还是宾四先生所言“同情的了解”，抑或是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以先生阅历，自可斟酌。
信笔至此，忽然想起一件小事，就是先生看到的那篇北大演讲，在现场问答之时，就有一位年约不惑的“北大边缘人”怒气冲冲指斥潘先生“毒害青少年”！而潘先生的回答则是：在当下的北大，若多些他这样的人毒害青少年，青年们也就成熟了。“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道理似乎不必加上什么自由主义的帽子就能为世龙先生体察吧，既然如此，先生又何必如此着急“清污”呢？
后学不才，对先生文中所列种种，无力一一反驳，仅就先生对潘老师观点误解之处敬陈如下：
一、关于潘先生立论的“问题意识”。政治学研究如果按照社会科学的要求，则首先是要回答“问题”为何。我想潘先生文中已然反复强调多次，无非是想找一条合乎中国现实的、可行的政治体制改革道路。潘先生提出了一个完整的构想，即六大支柱支撑起来的“咨询型法治”。毋庸讳言，这一构想还仅仅是一个“理想型”，而且也在不断改进之中（例如独立的审计一项就是后加的）。但是它的现实背景非常清楚：1、中国无可避免的走向市场经济道路；2、现有体制非改革不可；3、中国与欧美有完全不同的历史传统和社会结构。而当选择改革目标时，潘先生列出了清楚的参照系：俄罗斯（激进改革、休克疗法）、台湾（迅速民主化）、新加坡和香港（咨询型法治的原型）。至于为什么很难走欧美自由民主的道路，潘先生文章已经不厌其烦的多所述及，世龙先生仍嫌不足，则不妨参考巴灵顿·摩尔的《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至少在一个受过良好政治科学或社会学训练的人看来，这是一个足够清楚的解释了。潘先生的构想极力希望避免的，就是在改革过程中再次发生激烈的社会冲突乃至“革命”。否则代价之巨，想世龙先生不难感同身受。明乎此，则可知潘先生的言论绝非一味求新逐异。
二、关于民主的理解。恐怕这才是真正的症结所在。在潘先生文中，您可以看到一个清楚的民主定义。须知，这个以选举为核心的民主定义并非潘先生的发明，而是熊彼特的贡献。并且，关于“多数决”一节，更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就再清楚不过的共识。至于为什么潘先生不接受所谓“实质民主”或者“人民做主”，我想世龙先生对科学与人文、科学与哲学、科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差别清楚不过，不必再费口舌。而为什么潘先生偏偏选中熊彼特的民主定义，而非Robert
Dohl老来糊涂的“十大优点”民主定义（《论民主》），抑或是毛主席的人民民主定义，排除掉其他一切标准，仅存选举一条，我想科班出身的世龙先生也不会不懂得“简单即是美”的道理。后学只想提醒世龙先生，请按照潘先生对民主和法治的定义再理一理潘先生立论逻辑，还是不是胡言乱语？晚辈文科出身，对现代科学只有瞠目结舌的份儿，但也还知道爱因斯坦和牛顿对时间、空间的定义是不一样的，Kuhn所言者何？想来世龙先生了然于胸，无须后学班门弄斧。
三、关于潘先生这些文章到底是“策论”还是政治科学研究。潘先生这本文集所收诸文，结集之前我都读过，在京之日，亦多曾与业师讨教辨疑，不敢说烂熟于胸，也清楚其中脉理。此文集中收有部分时论性质的文章，一看便知，但即便如此，亦可看到潘先生将政治、社会问题进行科学研究的努力。尤其是有关“咨询型法治”的各篇，均体现出作者受过严格的政治科学研究训练。决非读后感或者党八股之作可能相提并论。潘先生的立论均建立在清晰的定义和逻辑上，恐怕世龙先生也不会认为潘先生的文章在唱高调、言之无物吧？而之所以骂声连连，一多半原因都与观者脑子里“民主自由”那根弦以及对中西历史经验的程式化误解有关。而潘先生的文章恰恰在说民主与自由、法治乃至宪政都不是一回事情，对民主的迷信本质上与人民公社就是好、阶级斗争要天天讲的逻辑没什么两样。话虽然不那么中听，但相信世龙先生不难联想到罗兰夫人的名言——只不过当今世界大势，浩浩荡荡，前所未有的全球化力量将自由民主塑造成人类历史上又一成功的世俗宗教（美国法律史家伯尔曼语）而已。对于一个非西方传统的、自身根基深厚而又问题成堆的发展中大国而言，改头换面的单一思想可能造成的现实危害，已有俄罗斯十余年的前车之鉴，更有当下中国市场经济改革中的各种苦果时时预警。如若先生有空，不妨参考潘先生2003年底在国内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农民与市场》一书，熟悉潘先生种种“奇谈怪论”之后，再行批判不迟。
先生自称曾遭三家村之厄，想来先生对思想自由更加珍视。学海无涯，管窥有限，晚辈以为隔行如隔山，在目下学科分工如此细致的情势下，面面兼顾力所不及。苏格拉底尝言我所知者我无知也。后学不才，唯知潘先生并非张狂自大之人，课上课下亦常称如在西方，自己必大力鼓吹自由民主而非咨询型法治——因发展程度、社会背景、历史渊源多所不同，无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已。窃以为，业师所求者无非“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故既自外于自由主义阵营，又排不到新左派行列，“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特立独行而已。学生尽管在诸多观点上并不全然认同和接受业师主张，但对潘先生的治学态度深感钦佩。
北大之传统固讲求民主与科学，然余以为北大之所以为北大，并非天安门前、赵家楼下所能尽意，仍赖先校长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之主张，及胡适之先生“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之学风。学生既忝列北大门下，虽毕业经年，学未有成，蛰居沪上，亦多时未尝求教于业师；但素知先生言论于网上影响，故仍不揣冒昧，致书先生。无质疑之义，有解释之心。望先生海涵。
顺颂安祺！
汪卫华
2004年2月18日于沪上五柳村2004/02/19收到并制作上网